现在中年以上的人们，很少有不知道费翔的。

在我接任1987年春节晚会总导演后，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大姐打来电话，说她发现了一个台湾歌手，名叫费翔，条件很好。我请她派人把资料送来，剧组的同志集体看了，果然不错。

以往的春节晚会，只要演员确实优秀，观众欢迎，通常可以唱两到三首歌。但这年的情况不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气候，时间金贵，从1986年开始，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起初打算只让费翔演唱一首《故乡的云》，我反复听录音带后，认为《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也很棒，便有了新的想法：让他多唱一首。台领导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要把“一把火”的间奏拿掉，节省一点时间。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确定缩短间奏时间，用舞蹈动作来衔接。

可是，费翔的舞蹈动作又引起台领导的担心，他认为“迪斯科”的舞蹈动作国内还没见过，节奏感太强了。我说：这是表现健美，应该没问题。领导见我态度坚决，便说，暂时这样吧。但到后来审查时，领导上还是犹豫，说最好别跳了。

我实在不甘心，加上自己算是老导演了，和台领导关系也不错，就有点倚老卖老，不肯轻易放弃。我坚持说：“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领导上总算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在最后一次审查时，还是要求我把间奏拿下来。这一回他态度坚决，我只好点头。

但当时实在太忙了，我没来得及把领导决定传达给下面的同志，因此，在实况播出时，乐队仍然照原样演奏，费翔也照样跳他的“迪斯科”。台领导急了，一时间又无法改变现场的表演，就在话筒里嚷了起来：“邓导，不能切全景!”

不切全景，观众就看不到迪斯科的舞蹈动作。给我配合的切换导演是张淑芬。我告诉她：“领导不让切全景了。”淑芬大为惋惜：“多好啊，太可惜了!”她也敢干，照样切，切了好多全景。看上去确实好，我也就装糊涂，给我切过来的全景我照样播出。

台领导真火了，大嚷：“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我想事情不能做得太过了，这才对张淑芬导演讲：“淑芬，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但是，摄像人员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的前面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面的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观众只看到费翔的上半身和手的动作。还有好些镜头出了画面，显得一点镜头逻辑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费翔的演唱几乎让所有的观众倾倒，这把“火”照得他闪闪发光，无比明亮。中国的“星空”里，从此升起一颗偶像级的明星。广东太平洋音像公司也高兴了，公司老总告诉我，原来积压的费翔的录像带不但全卖光了，又复制了很多也都卖掉了。他们用赚到的钱盖了一栋新楼。我去广州出差，公司为了感谢我，特地请我去新大楼参观、吃饭。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小的插曲。这次晚会播出之后，为了准备第二年春节晚会的节目，我出差去杭州，车厢里遇到一位教授。当他了解到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后，对坐在我旁边的制片主任段文彬发牢骚：“今年春节晚会也不知是哪个导演，怎么能把《冬天里的一把火》播出去呢？你看，这把火把大兴安岭都给烧了嘛!”

这当然是两件挨不着边的事儿，不过，1987年的“春晚”倒是起了一些“火”的作用，“烧掉”了某些人的僵化和保守思想。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79年“春晚”，我采用交谊舞串场的设想受到抵制；1987年“春晚”，迪斯科又被判定为“资本主义不健康的艺术形式”，遭到非议和反对。其实到了今天，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迪斯科早已经不新潮了。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当初那些反对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实践表明，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看来很小的事件，却有可能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