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8日，梅地亚中心挂出横幅：“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这是著名书法家、好友赖少其特地为我撰写的。中央电视台历史上，以个人电视艺术成就为专题组织研讨会，这是少有的一次。

多位领导、专家学者、电视和影艺界好友出席这次会议，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教益。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敬爱的七妈特地委派秘书高振普出席研讨会，转达了她对我的关怀：“告诉在军，我现在写字手抖，就不提什么字了。祝贺她取得的成功”。七妈这时已88岁高龄，正在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她老人家在重病中还在关怀我的事情，使我激动万分。

万万没有想到，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七妈的病情就更趋危重。我和尔均在外地出差，接到赵炜秘书的电话通知，立即赶回北京到医院探视，这时她老人家已经深度昏迷，不能说话了。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与世长辞了。

敬爱的七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与七伯共同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七妈早年与七伯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参加觉悟社，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又一起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一起参加地下革命斗争，一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很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我在摄制《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的过程中，获得不少有关七妈早期革命生涯的资料，有许多鲜为人知。

1996年，我在莫斯科采访，得到特别允许，到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意外地看到了一卷特殊的手稿。它是恩来伯伯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问题长篇报告的记录原件，有厚厚的三大本。记录者不是别人，正是七妈邓颖超。每一本的封面上都有“邓颖超”的亲笔签名。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一段重要历程，也见证了七妈与七伯并肩战斗的共同经历。可惜的是，这份珍贵文献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七伯和七妈生前未能再次见到它。

七妈还参与了我党我军早期的机要通信工作。总参三部原部长戴镜元告诉我：我党我军的第一部电台、第一个密码、第一次收发报都是恩来伯伯亲自建立和实施的。著名的“豪密”，就是伯伯发明的，用了他的别名“伍豪”做代号。“豪密”的保密性特强，从未被敌人破译过。而当伯伯有事不在时，电台的收发和翻译就由七妈负责。

尽管七妈早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参与了我党的重要领导工作，但在恩来伯伯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之后，她就自觉地退居辅佐的地位，从不出头露面。七妈经常教育我们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她从不提起自己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我只是在七妈与我们亲属的随意交谈中，偶尔得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是我怀孕时，七妈嘱咐我要注意保胎。顺便说到，早年她也怀过孩子，那是她从事地下工作的时侯，可惜为了逃避敌人追捕，不慎流产了，从此再也没有生育。另一次是与尔均和我交谈，她在询问尔均父母情况时，顺便谈到，1931年党内出了顾顺章这个大叛徒，她和七伯在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前，曾在我们家隐蔽过。再有一次，有人写了一个剧本，内容是表现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牺牲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真实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作者托我转请七妈审阅。按照周家家规，我是不能转达的，但事关烈士宣传，我还是请示了七妈。七妈说，周文雍和陈铁军是她的战友，他俩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英勇顽强，就义的事迹更是可歌可泣。七妈答应了这件事，还亲自约作者详谈了一次。除此之外，她很少谈起自己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