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传记，又不是一部装模作样的自传。然而，它的确摘录了理查德·什克尔自我们初次会面后多年来对我进行的多次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我点评了我在职业生涯中拍摄的电影—这份职业是从1969年为环球影业公司执导电视节目开始的。

我很庆幸自己既能取得商业成功又能收获一定的好评。我拍了很多让自己引以为豪的电影；而那些不大如意的作品，也没有让我分神太久。更重要的是—更重要得多的是—我的生活已经极其幸福。我做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执导电影（在40年间拍了28部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承蒙上天眷顾，拥有了一个充满爱的温馨家庭。

不过家庭不是本书重点关注的话题。我与理查德的对话主要围绕我拍摄的电影（还有一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决定不拍的电影）展开，在我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理查德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有名望的公众人物有义务针对他们为博得观众认可而进行的活动，给大家一个定论—于我而言，这种需要有个定论的活动就是电影了。对于我在漫长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职业生涯中做出某些特定抉择的原因，观众们可能感兴趣，也可能不感兴趣。我也不排除有一天亲自撰写回忆录的可能性，但应该不会在近期做这件事。我喜欢拍电影，不管是亲自执导，还是为年轻导演的作品担任制片人—那些影片中有很吸引我的画面，而我觉得它们也会吸引更多观众。说实话，我现在依然对电影事业满怀热忱、全情投入，一如我在上高中时初次拍摄业余影片那样。

事实上，随着拍摄技术的发展、事业抱负不可避免的扩大，我对电影的热情可以说只增不减。我依然喜欢拍摄《夺宝奇兵》和《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电影，它们给我这个导演带来的挑战，超出了在一些人看来或许显而易见的那些挑战。拍摄它们是很有乐趣的事情，而观众在观看时显然也很有乐趣。但是毫无疑问，从《紫色》开始，我对更沉重的题材越来越感兴趣。随着年纪渐长，你会顺理成章地想要转向更严肃的故事主题，而不想再局限于大鲨鱼以及比鲨鱼更大的恐龙等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全盘否定自己的任何电影，即便是那些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本应做得更好的作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一反常态地热爱失败，其程度不亚于我们对成功的热爱—我们从失败中能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

不过，我们的对话中没有提到“运气”这件事—我的运气一直很好，刚入行就有幸得到恩师指点，好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对西德·谢恩伯格、卢·瓦泽曼和理查德·扎努克等人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没能完全看清的东西。我也很幸运地没有经历漫长的学徒期，二十岁出头就在环球做电视节目，24岁就执导了《决斗》—一部后来作为剧情片四处公映的电视电影。四年之后，《大白鲨》遭遇了水上拍摄所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更不用说机械鲨鱼不能活动这种事了，在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停止拍摄或者至少把导演炒掉的时候，是西德站在了我这边。西德第一次和我谈论我在环球的工作时，就说过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他都会支持我，而他也确实说到做到了。这部好不容易才拍完的电影姗姗来迟但大获成功，而我对于它的感情一直很矛盾，因为它是一部冷酷无情、令人恐惧的作品。但是毋庸置疑，正是西德在该片备受质疑时颇有风度地顶住了压力，从而让我的导演生涯得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