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1]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2]“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3]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作“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4]，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5]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6]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7]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8]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9]，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10]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11]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这时学日本语，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12]。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着手译介日本文学作品。

[1] 《知堂回想录·最初的印象》。

[2] 《日本的衣食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收《苦竹杂记》）。

[3] 《怀东京》（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五期，收《瓜豆集》）。

[4]《鲁迅在东京》说“春间”迁居，《知堂年谱大要》则说是在“六月”。

[5] 《知堂回想录·结论》。

[6] 《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有关周氏兄弟的日语水平说法不一。清水安三说：“鲁迅的日语不像周作人那么流利，但完全是运用自如的。周作人的日语声调多少有些不准确，而鲁迅的日语却没有。”（《我怀念鲁迅》）长与善郎却说，鲁迅“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梢许有点不好听”（《会见鲁迅的夜晚》）。一九四一年见过周作人一面的谷崎润一郎则说，周氏讲着“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其实我没有料到他的日语会如此出色）”（《昨今》）。

[7] 鲁迅：《〈呐喊〉自序》（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晨报·文学旬刊》）。

[8] 《知堂回想录·筹备杂志》。

[9] 《鲁迅的青年时代》。

[10] 《鲁迅的文学修养》（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艺学习》第十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11] 《知堂回想录·学俄文》。

[12] 《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