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1]当时他据此为《新生》写过一篇《三辰神话》，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国学者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影响很大，以后又对希腊神话和神话学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译《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正是由打这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2]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3]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4]。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逴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5]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6]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只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八九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7]，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8]。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9]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10]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 az 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 Nisbet Bain）[11]。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2]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 Scott）[13]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为轰动，周氏亦很爱读；而育珂摩耳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从这一点看来，选译《匈奴奇士录》，仍然多少受到林纾的影响。但是匈牙利——也许还可以提到《劲草》所属的俄国——已经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何况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项原因，则如周氏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14]

周作人翻译这几本书，说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时也合乎大众口味，所以能够“卖钱”。后一方面，乃是与拟议中的《新生》以及随后问世的《域外小说集》区别所在。周氏曾说：“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15]《红星佚史》与《匈奴奇士录》行文流利，易于阅读。这两本书，可以看作他对于一度景慕的林纾的告别式。

[1] 《知堂回想录·拾遗癸》。该莱，通译盖利。安特路朗，通译安德鲁·兰。

[2] 《鲁迅在东京》。

[3]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4] 据《墨痕小识》，三部译稿分别完成于“丁未二月”、“丁未九月”和“戊申五月”。《遗失的原稿》则说，《劲草》“大概是在丁未之冬完成的吧”。

[5]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6] 通译哈格德。

[7] 同上。

[8] 通译《谢列布良内公爵》。

[9] 《遗失的原稿》。

[10] 通译约卡伊·莫尔。

[11] 通译贝恩。

[12] 《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下》。

[13] 通译司各特。

[14] 《匈加利小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晨报》，收《书房一角》）。

[15] 《我的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