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1]。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2]可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兴趣，始终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年代；他特别强调当时日本还未被“西洋化”，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之中。后来他将坂本文泉子反映“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3]的《如梦记》（《夢の如し》）译成中文，也是寄托某种怀念之情。对于明治文学，周作人亦自有所取舍。他在日本期间，自然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则不为所动；周作人的口味明显偏向于后一方面，所喜欢的作家均属非自然主义文学阵营。这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也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4]日后兄弟二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将自然主义之作排除在外。这似乎体现了某种倾向，即对于文学本身的成就更其看重，同时又要求它能够传达人生更普遍、更具概括性的东西。周作人离开日本之前，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石川啄木等已陆续登场，也都为他所关注。武者小路实笃以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一九一〇年据丹福特（Beatrice Danford）[5]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A Sárga Rózsa）。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从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6]现在大哥不在身边，他则过着如自己所说的“游惰的生活”[7]。

《黄蔷薇》系育珂摩耳一八九三年所著“牧歌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8]，译本初名《黄华》。周作人说：“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9]所谓“以人国故”，仍可归结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一贯立场；“以艺术言”，则为译者素所强调，而这小说更写得宛如优美的诗篇一般。由此书还可上溯至古希腊牧歌诗人谛列克列多思和田园小说作者朗戈思（Longos）[10]，这与有关风土人情的介绍，都属于周作人新的兴趣所在。以后他更直接译介了谛、朗两位的作品。对周作人来说，《黄蔷薇》好似一座桥梁，把“弱小民族文学”与古希腊联系起来；就像当初他译《红星佚史》，将曾经推崇的林译小说与希腊神话联系起来一样。此书译成，久久未能面世。也许是仍取《域外小说集》一路译法，小说内容又不以情节取胜的缘故。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托蔡元培以六十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过了七年，方获出版。

周作人侨居日本，对该国政治无所关心，然而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以谋杀天皇罪名处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却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 ”[11]。后来他说：“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为一转折点。”[12]这可能也是周作人认识日本的转折点。谈到日本，他总是赞颂其美好者而攻击其丑恶者，后一态度大约即肇始于此，虽然写为文章，还在多年以后。而在当时，他所论议的却是中国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为《炭画》写的小引有云：“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乃系针对朝廷当时所搞的假立宪而发，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13]。此种不为表象所蔽而直达本质的眼光，嗣后论及时事，常常有所体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绍兴公报》揭载的《文明之基础》一文则云：“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可闻当初与鲁迅同为《河南》撰稿的遗响。周氏发表了两篇《古希腊之小说》[14]，分别讲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诺斯的《信史》（Alêthôn Diêgêmatôn）[15]，是他有关古希腊文学最早的介绍文章。这一年里，他还曾“为《绍兴公报》作《安兑尔然传》、《希腊拟曲》、Ephtaliotis著《老什诺思》”[1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五月鲁迅东渡，促其返国。大约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1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预言的，故国“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18]。不久周作人写诗一首，抒发对于将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怀念之情：“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1] 《怠工之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作，收《苦口甘口》）。

[2] 《与谢野先生纪念》（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收《苦茶随笔》）。保登登几寿，即ホトトギス；寿波留，即スバル。

[3] 《〈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4]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 通译丹福德。

[6] 《知堂回想录·邬波尼沙陀》。

[7] 《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8] 《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

[9] 《序说》（一九一一年一月作），后辑入未出版的《秋草园旧稿》（鲍耀明收藏）。

[10] 通译朗戈斯。

[11] 《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12]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

[13] 《关于〈炭画〉》。又，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刊登了一批署名“顽石”的时评，其中《宪政编查馆致各督抚稽查自治员电文书后》一篇亦云：“自治，美事也，在我国则不美。地方自治，善政也，在我国则不善。自治团体，法人也，在我国则不法。”“顽石”为周作人曾经用过的别号，但这批文章是否为其所作，论者颇有质疑。

[14] 一九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绍兴公报》。

[15] 通译《真实的故事》。

[16] 《墨痕小识》。Argyris Ephtaliotis，周作人译为蔼夫达利阿谛斯。

[17] 《墨痕小识》：“辛亥六月，归越。”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则云：“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据此可知，《知堂年谱大要》所云“辛亥八月返绍兴”、《〈绍兴儿歌集〉小引》所云“辛亥年秋天我从东京回绍兴”均不确。

[18]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