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1]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2]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3]，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4]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以后他说：“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又说：“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5]在因革命元勋陶成章被暗杀而作的《望华国篇》[6]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为鉴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观”[7]，实即肇始于此；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8]

周作人有关革命运动的思考，归结为《庸众之责任》[9]中所说：“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正与鲁迅当年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一脉相承。不久后，曾经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友人范爱农之落魄、惨死[10]，似乎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周作人因而发出“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11]的感慨。《望越篇》曾经鲁迅修改；周作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也与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越铎日报》上周作人这组文章，可谓鲁迅所倡导的“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12]的具体体现。

一九一二年三月，经朱逷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五月十六日，儿子出生，取名丰丸，后改丰一[13]。因需服侍产妇，从日本接来小姨羽太芳子，两年后成了他的弟媳。六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旧同门朱逷先、钱玄同等皆与共事。“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七月，因患疟疾，告假回家。“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14]周作人第一次官员生涯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鲁迅已于当年二月赴南京教育部任职，五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一九一三年三月，周作人被选为县教育会会长；继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又请他教英语。他在日记中分别说是“允暂担任”、“暂任之”，两样差事却都干了整整四年。与第五中学所订合同规定：每周课时十四小时，月俸墨银五十元，超时加奉。四月十四日，周作人首次赴校授课，学生为二三年级，每周十六小时。至八月，改为每周十八小时，月俸六十八元。在教育会的工作，亦于这年四月开始。“我在教育会里，也是无事可做，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所以要办点事业，除雇用一个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印行一种教育杂志，以及有时调查小学，展览成绩，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15]教育会先组织学术讲演，后议决“改讲演为月刊及调查”[16]，所办《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由周作人编辑。十月，第一期面世。一九一四年八月《月刊》第十期印行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篇幅有所增加，仍由他编辑，于十一月出版第一期。周作人说：“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17]他曾将这与《域外小说集》、计划改译《圣经》一并列为自己失败的“复古的经验”[18]。从一九一三年九月起，周作人还在成章女中兼课一学期，仍教英语。他的两个女儿静子[19]和若子，分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五日和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间，周作人共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和《绍兴教育杂志》发表了五十余篇文章。有作有译，以关乎儿童问题者为主。此固为其职司以及杂志性质所决定，也是他这段时间主要兴趣所在。周作人用儿童学的理论来考察儿童教育，侧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儿童文学研究，兼及儿童教育的其他方面，说得上是认认真真做的一门学问。这可以溯源于留日时期：“以前因为涉猎英国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20]于是由人类学而及于儿童学：“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莱贺尔（Stanley 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21]周作人起手从事该项研究，尚在进入教育界之前。一九一二年十月，作《童话研究》；次年八月，又作《童话略论》，“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22]现在自己办有杂志，遂又写了《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几年后他到北京，重新提倡儿童文学研究，就中基本看法，在上述文章均已有所揭示。周作人尝自我评价其“儿童文学小论”云：“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23]

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莫，其源竭也。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24]不无藉此实现《望越篇》所谓“种业更除”之意。至于所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后来他提出以“子孙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即发端于此。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关键在“以儿童为本位”[25]，而对“儿童”的理解实有别于既往：“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26]“小儿的发见”以后被他归为“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27]之一。这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儿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自具其一应特性；据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们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28]

[1]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2] 《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3] 《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4]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越铎日报》。

[5] 《知堂回想录·〈望越篇〉》。

[6]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越铎日报》。

[7] 《灯下读书论》（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8] 《问星处的豫言》（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9]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越铎日报》。

[10] 可参看鲁迅作《范爱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又，周作人作《关于范爱农》（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宇宙风》第六十七期，收《药味集》）和《鲁迅与范爱农》（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文汇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对此多有补充。

[11] 《哀爱农先生》（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民兴日报》）。

[12] 鲁迅：《〈越铎〉出世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越铎日报》创刊号）。

[13] 周丰一于一九九七年逝世。

[14] 《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15] 《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16]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

[17] 《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18] 《我的复古的经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19] 周静子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20] 《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21] 《知堂回想录·拾遗丑》。斯丹莱贺尔，通译斯坦利·霍尔。塞莱，通译萨利。

[22] 《〈儿童文学小论〉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作，收《儿童文学小论》、《苦雨斋序跋文》）。

[23] 同上。

[24] 《儿童问题之初解》（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六号）。

[25] 《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九号）。

[26] 《儿童研究导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三号）。

[27] 《人的文学》。

[28] 《童话研究》（一九一三年八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收《儿童文学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