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以儿童文学可供儿童教育应用，故特予留意；但并不忽略其文学特性，而且将此视为根本：“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义。”[1]自一九一一年归国后起，就积极从事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2]所作《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等，皆属此例。他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3]结果只征集到一首儿歌，他自己则陆续记了二百来则。手稿留存至今，题为《童谣研究》，包括所辑录的古今有关论说，古代童谣和今代童谣，后者或据范寅《越谚》转抄，或为周氏亲自搜集。稿本注明“二年癸丑一月始业，拟编为《越中儿歌集》一卷”[4]。以后他的兴趣由儿童教育转向民俗研究，拟据此写成《绍兴儿歌述略》，“笺注这一卷绍兴儿歌，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5]，但仅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序言。

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6]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7]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8]，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一九一三年春，绍兴成立学术团体“叒社”，参加者多系第五中学学生，周作人为名誉社员。在《叒社丛刊》上，他先后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新希腊小说三篇》和《拟曲五章》，有成于留日时期者，也有新的著译。偶尔也在绍兴以外的报刊露面，如《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和第十期登载的《艺文杂话》、《希腊拟曲二首》等。不过无论对该杂志抑或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这些作品都独出机杼，或者说是不合潮流。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那种超前姿态，其难被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 Christian Andersen）[9]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10]，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 Schwob）[11]的《拟曲五章》[12]，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13]，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14]。对于《塾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15]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16]。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17]。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蒉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蒉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徘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18]《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19]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20]。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21]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22]。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哤，殊不能闻”[23]，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24]

[1] 《童话研究》。

[2] 《古童话释义》（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七号，收《儿童文学小论》）。

[3] 《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

[4] 鲍耀明收藏，已影印出版。

[5] 《〈绍兴儿歌述略〉序》（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歌谣》第二卷第三期，收《风雨谈》）。

[6] “丙午至丙辰间所作”文章之一，无题，亦未完；后辑入《秋草园旧稿》。

[7] 《小说与社会》（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五号）。

[8] 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七期。

[9] 通译安徒生。

[10] 与《老泰诺思》辑为《新希腊小说三篇》，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叒社丛刊》第二期。

[11] 通译施沃布。

[12] 一九一六年六月《叒社丛刊》第三期。

[13] 又译通俗短剧。

[14] 《〈拟曲〉序》（一九一二年二月《越社丛刊》第一集）。

[15] 《希腊拟曲二首》（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十期）。

[16] 鲁迅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希腊牧歌》一篇，绎希腊小说二篇，二十二日发。”六月三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迄，约四千字。”六月四日日记：“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

[17] 《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

[18]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19] 通译《贝奥武甫》。

[20] 姑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仍不适，作《〈蜕龛印存〉序》，至午后了，三百七十余字，即交梓生。”六月七日日记：“下午寄北京函。”鲁迅同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龛印存〉序》一叶，七日发。”鲁迅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周作人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得北京廿一日函，改正《〈印存〉序》一首。”

[21] 《关于鲁迅》。关于“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记：“下午看三国《吴志》，摘晋侯《会稽典录》数则录之。”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架凉棚，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午了。”二十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四纸。”鲁迅同年六月三十日日记：“下午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记》、《云溪杂记》各一帖，二十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二叶。”鲁迅七月十日日记：“又得二弟信，……又附《会稽旧记》二叶，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十一日日记：“寄北京函。”鲁迅七月十五日日记：“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先贤传》一纸，十一日发。”

[22]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23]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

[24] 《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