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金诺到戈尔巴乔沃，托尔斯泰一行乘坐的是二等车厢的小包间。两小时前，他们赶着四驾马车，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坐在车上的，除了身穿棉坎肩、厚呢长农夫外套、头戴两顶农夫小帽（头皮冷得难受）的垂垂老者托尔斯泰，还有披一袭破旧皮袄、戴一顶旧毡帽、一张脸绷得跟阴影中的岩石一样坚硬的杜尚·彼得罗维奇；车夫费尔卡骑在第三匹辕马上，一只手里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萨莎的说法）或灯笼（马科维茨基的证言）。农民起床早，有些人家的窗户已经亮了起来，壁炉蒙蒙幢幢的火光在窗户纸上或明或暗地摇曳着。行出村头，马缰突然滑脱；马科维茨基下车捡拾绳头，顺便察看了一下托尔斯泰的装束，看他的腿上是不是盖了东西。托尔斯泰只顾赶路，心急火燎地吆喝马科维茨基动作放快点。邻近人家听到动静，有人赶了出来。这一干人生怕暴露身份，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在希金诺买票的时候，马科维茨基起初还想使点障眼法，避开戈尔巴乔沃买其他车站的票。可后来转念一想，谎言欺世的行为不仅人所不齿，且毫无意义。

在阿斯塔波沃，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曾就丈夫一行的去向问题追问过马科维茨基，两人之间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们准备去哪里？”

“远处。”

“再远总有个地方吧？”

“先去顿河罗斯托夫，然后在那里办出国护照。”

“然后呢？”

“去敖德萨。”

“还有？”

“康丝坦丁罗波尔。”

“还想去哪里？”

“保加利亚。”

“你们带钱了吗？”

“钱够用。”

“到底多少钱？”

“……”

这段对话源自唐科夫县地方医院医生阿·巴·谢苗诺夫斯基的回忆录。托尔斯泰发病当日，这位医生曾被电召至阿斯塔波沃出诊。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自己与马科维茨基的谈话内容，披露了一些常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那位私人医生购票时先没有给钱，而是声明票是托尔斯泰买的。车站工作人员“肃然起敬”，如数提供了车票。

这位托尔斯泰同谋的办事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行人抵达希金诺之后，他马上向小吃铺的店主打听有没有由戈尔巴乔沃发往科泽尔斯克的火车，之后又在车站售票处核实了一遍（托尔斯泰出走次日，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经向车站售票员打听，对丈夫的动向了如指掌）。在马科维茨基收拾行囊、将多余的东西分拣出来准备发还家里的时候，托尔斯泰在400步远处溜达，跟赶往学校的小学生聊天。没多久火车就进站了。

“咱们跟小孩一起走。”托尔斯泰说。

一上车，托尔斯泰的情绪稳定了下来，睡了半个小时，醒后要马科维茨基拿出《阅读圈》或《每日博览》—这是托尔斯泰自编的启蒙读本，内中辑录了大量的贤人哲语，可惜最终并没有找到。

托尔斯泰经受的最大折磨，是老人积年而成的习惯与旅途生活时有冲突。他将自己的生活需求降到最低限度，低到比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还简单清苦的程度……即便如此，细节安排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疏忽，在所难免……

获悉丈夫不辞而别，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还曾念叨：“可怜的列沃奇卡，谁给他抹黄油啊！”事实上，身为妻子发这样的感慨，绝不是空穴来风。

索菲娅在探望病中的托尔斯泰时，还没有忘记随身携带那只自己一针一线亲手制作出来的、丈夫平日里最喜欢用的枕头，着实令人动容。不过这是后话。

从花园丢帽这件事起，大大小小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逃难者”一路走得并不顺利，弄得马科维茨基焦头烂额。

列车一过戈尔巴乔沃，托尔斯泰就提出一个要求：换乘三等车厢，跟普通旅客结伴旅行。一坐到硬木凳上，他的胸襟豁然开朗，开心地说：

“太好了！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