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维茨基可没他那么乐观。“苏欣尼奇—科泽尔斯克”区间列车客货混装，三等车厢只挂一节，穷人攘集、烟雾缭绕，空气十分污浊。由于太挤，部分旅客钻进了密封的货运车厢。趁着列车尚未出发，马科维茨基自作主张，找站长要求加挂一节客车。站长打发他去找另一位负责人协调加车事宜，后者指示他去找值班人员。当时值班人员也在三等车厢里看热闹，因为托尔斯泰在那节车厢的消息已经扩散开来了。这位值班员当下表示乐意提供帮助，只可惜负责车厢调度的另有其人；且此人恰好也在车上，此刻正混在人群中往托尔斯泰那边瞅。马科维茨基凑近当事人，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请求。

“他好像很不情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嘱咐工人找列车长传达他的指令，加挂三等车厢。”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过了六分钟，机车牵引着一节三等厢，从我们乘坐的列车旁边经过。列车长检票时宣布了加车的消息，挤在过廊、连接部的旅客，这么一来都能安顿个座位。发车铃响了第二次，车没有加挂；过了一分半钟，第三遍铃响了，要求的车始终不见踪影。我找值班员，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闲置的三等车厢。火车启动了。经与列车长沟通，我才知道那节从我们眼前晃过的车厢，是为车站学校的学生配备的。”……

“我在俄罗斯坐过的火车中，最拥挤、最糟糕的当数这一列。”马科维茨基回忆，“车厢入口开的不是地方，正对高高竖起的椅背，旅客进出需要绕着走；发车时车体剧烈抖颤，旅客稍不留心就会摔个嘴啃泥—不过车上无泥可啃，啃到的是坚硬的靠背。过廊狭窄，各排座椅间几乎没有空当，行李到处都是，挤得人透不过气来。”

马科维茨基建议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身下垫块方毯，托尔斯泰却断然拒绝，“他变得更加俭约朴实，连以前尚能领受的服务，这次都推远了。”

车厢里抽烟的旅客占大多数，呛得托尔斯泰喘不过气来。他穿上皮外套和防寒套鞋，戴上帽子，退到尾端露台上透气；看到那里也聚集了一拨吸烟客，他又折回到前露台上。那里旅客寥寥，只站着一对母子、一个农夫，不过强劲的逆风不停地刮着，秋寒彻骨……

在露台上滞留的这三四个小时，马科维茨基后来指称，给托尔斯泰本来孱弱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这么长时间暴露在寒风中，感冒几乎不可避免。

托尔斯泰一向富有亲和力。一倏返回车厢，他就跟一位50多岁的农民攀谈起来：家庭情况、农事收成、赶车拉运、烧砖打瓦，一时海阔天空，聊得备极周详。“Ein typischer Bauer”（德语：货真价实的农夫），马科维茨基如是说。

那个农夫很健谈。他谈酒类交易、指责某巴氏地主圈占森林、评论惩罚村民诸端事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坐在旁边的土地丈量员听不下去了，站出来为巴氏地主辩护，说问题都出在农民身上。农夫固执己见，双方争论起来。

“我们干的活比农民多得多。”土地丈量员声言。

“这个没可比性。”托尔斯泰反驳道。

农夫点头称是，丈量员据理力争，并没有因为论辩对手变成了托尔斯泰本人而有所顾忌：“我认识您的哥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丈量员说。马科维茨基看到，“他摇唇鼓舌，准备大讲一场；辨明事实真相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只想罗织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永远站得住脚。他们的辩题越来越广，从身边事务一直讲到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法、达尔文的进化论，直至教育科学。托尔斯泰谈兴大起，欠起身子宣讲了一个多小时；农民、商贩、工人、知识分子都围了上来，挤得车厢水泄不通。“还有两个犹太人！”马科维茨基特别标注了一笔。此君从奥匈帝国治下的少年时代起，就对犹太人深恶痛绝。有一位女中学生起初还在记录托尔斯泰的发言，后来也抛开纸笔加入了战团，跟托尔斯泰争辩起来……

“现在人类都能飞上天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