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他与当地的企业家们举行了座谈。我在那里向他详细汇报了在当地做生意是多么困难。另外，我举例向他讲述了银行融资的地域歧视问题，还把在相同条件下，当时的临时首都釜山的企业可以贷到款、木浦的企业却不可以的事实都列举了出来。认真听取完我的汇报后，朴副总裁站起来点名称赞我道：“我今天真的是很吃惊，金大中社长有关经济现状的诊断真是非常之精准并且大有助益。贵地区有这样的人才真乃地区之福啊！今天到场的各位应该好好栽培像这样的人才。”

我觉得朴副总裁真是对我过赞了。他向我走来，并交给我一张便笺纸。

“尊敬的韩国银行木浦分行行长，金大中社长申请的贷款请尽快予以批复。韩国银行总部将会为其提供担保。”

我既拿到了贷款又在公共场合受到了称赞。虽然那天我只是整理了藏在心里的意见并把它们讲了出来，但也许是因为我是报社社长的关系，所以他们更能听得进去，我的逻辑也更可信。我经营木浦日报社时从未摆过社长的架子，或是对属下施加压力，我只是全力搞好经营。只有公司发展稳定，记者们才不会分心，报纸才会维持中立立场而不会被某些力量或是理念左右，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读者们的信任。我主持经营报社两年，将报社事业重心转移至釜山后，又将报社的经营权归还给了职员们。之后，由金文玉接任社长继续经营管理，他其实就是歌手南珍的父亲，后来的木浦国会议员（第五届民议员）。

战事再一次恶化是在1951年的1月4日，汉城再次被朝鲜人民军占领，政府再次搬至釜山。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聚集到了临时首都釜山。我也只好随之将事业基础由木浦搬到釜山。我成立了兴国株式会社，与金融组合联合会（即现在的农协中央会）签订合同运输谷物或肥料、幼畜、麻袋等。那时虽然公司只有五艘船，但是通过租用别的公司的船，直接经营管理的船有十几艘。当时我家就住在釜山影岛南航洞市场的后面。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我看世界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我在釜山与很多人相识。我去拜访了住在影岛的曹奉岩，也见到了金正礼、姜英勋等。除此之外，我还与同乡金一南每天见面畅谈时局。

我与金正礼女士的缘分有点特殊。我在“1·4”撤退之前曾用船运送大米到仁川，那时天气十分寒冷。在我们快要把米卖完的时候，正好赶上“1·4”撤退，大批的难民聚集到仁川的前海。我们必须赶紧赶回木浦，当我们正准备登上停靠在前海的船只时，看见船的前方有位年轻的女士正在指挥难民登船。我在一旁看着，发现她完全是“自作主张”地在指挥着难民登船。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请问您是谁？”这时她才回问道：“请问您是船主吗？”之后她才郑重地拜托我让难民们登船并送他们离开。她善于社交，事情处理得也井井有条。我当时很爽快地答应了她，这之后在釜山又再次遇到了她。

那时在釜山有一个叫“勉友会”的自组织团体，是之前汉城的大学生组织“勉学同志会”的会员们在避难地再见面后对其改名后成立的。我虽然不是那里的正式会员，但也与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人生、哲学以及祖国的未来等问题。虽然现实是黑暗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十分有意义。与他们在一起相处，不知不觉间我也变得豁达起来，个人的苦闷也得以排解。

在勉友会，我遇到了一位叫李姬镐的女士，是通过金正礼女士的介绍认识的，我们于女青年会聚餐的场合短暂相识，继而在勉友会相见，并进一步地交流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她后来成为我人生的同志和伴侣，但在当时彼此还都只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她那时穿着染了别的颜色的军装，在我眼中，那一身军装是那么有女人味。她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那微笑真是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