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一定要寻求生存。即使耳边炮声震天，周围一片硝烟弥漫，太阳依旧会升起，花儿也照样会开放。木浦港依旧是汽笛声声，一片繁忙景象；路边的酒馆里也依旧阵阵香气，一片人声鼎沸。我们家又有孩子出生了。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变得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在木浦开始了再次创业。开战之前我曾有过三艘船，但是一艘被当局征作军用，一艘因遭炮击绳索烧断不知漂往何处，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艘了。在我的努力工作下，事业终于有了起色。我成为坐着吉普车的青年实业家，当时在木浦坐吉普车的只有市长和海军司令、宪兵队长等少数的几位大人物。

我之所以能够在战争的炮火中再度崛起，是因为我在做生意时掌握了三个要点：第一，把握整体经济的走向，顺应经济走向发展；第二，需要有适当的冒险精神；第三，要与职员搞好关系。所谓“适当的冒险”是指利用现有的条件去尝试挑战新的事物。面对挑战，我总是心潮澎湃。经营哲学是一门非常烦琐庞大的学问，但实际上通过经营而获得的要领是我一生的财富。我十分努力地和职员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像之前提到的，战争爆发后保护我一家免受流离失所之苦的就是我的职员。

我公司的职员们在我被关进警察局和看守所之后，还递交了有大家签名的请愿书——“他绝不是那种泯灭良知的资本家，请你们善待他”。在那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战争旋涡中苦苦挣扎的职员们，居然还能为了我做到这个份儿上，想到这我就觉得十分幸福。我非常感谢他们，也以能获得他们的喜爱而深感自豪。

我们那艘被征用的船，后来被用于运输政府的军需品。我也为了支援韩国军队，于1950年末组建了海上防卫队全南地区支队，由吴载均出任队长，我担任副队长一职。我们负责运输战争所需的粮食和军需品。海上防卫队并不是直接参战的正规军，主要任务是支援与游击队进行的阵地战。防卫队一经组建就有大批年轻人加入。他们全都是直接经历了战争，再也不想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再也不想把这片土地交到别人手中而参加到防卫队中来的。

我要经营海运业，自然要跟海军木浦警备所的军官们处好关系。此外，这也缘于我们海上防卫队受海军木浦警备所的管辖。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数吴世东和朴成哲了。朴成哲后来被编入海兵队直至获得少将军衔，直到1980年新军部军事政变之前，他都是我的警卫室长。他一直保护着我，“5·17”事件之后我们一起被抓起来饱受折磨，他军衔被夺，死后也未能安葬在国军墓地。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委屈他了，最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才得以将他移葬至国军墓地。当时我在木浦警备所遇到了杨淳稙，他是在木浦警备所负责宣传的政训军官（中尉），后来他与我一起在和平民主党中开展活动，结缘于海上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缘分还会延伸到陆地上。

我于1950年10月收购了木浦日报社，它是日本统治时期朝鲜半岛最大的地方性报社。收购之前，随着战争的深入，报社遇到了巨大的经营上的困难。以记者们为首的职员问我有没有收购报社的意向，我本来就对舆论很感兴趣，没有半点儿犹豫就答应了。

我要求记者们一定要报道公正，并把“绝对不能因扭曲事实而伤害到无辜人士”作为办社宗旨。有一次，韩国银行副总裁朴熙来到木浦视察，路经我们报社，在韩国银行木浦分行行长的陪同下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朴副总裁向我问道：“你们社长哪儿去了？”随他一起来的分行长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

“您面前的这位就是社长。”

朴副总裁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年轻的人竟会是社长，并向我伸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