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选成为木浦第3届民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我不愿意站到执政的自由党一派，也拒绝了由在野的民主国民党推荐的提议。我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木浦地方行业工会已经与我达成协议，他们会支持我参选。当时行业工会的影响力非常大，第2届总选的时候是由行业工会出身的人当选的，可以说行业工会掌握着当选与否的钥匙，但是这也意味着行业工会的委员长和干部会因为我的当选而落选。

我主张对劳动工人的要求与立场要给予公正的评价。另外，虽然我是一个经营管理人员，但是主张改善劳工待遇。对于我的这两点主张，行业工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支持我的条件，行业工会要求我不要加入反对他们的民主国民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选举。

但是事情却出乎意料，警察机关、郡厅等国家权力机关介入了此事。他们认为，本来行业工会是支持执政的基干团体自由党的，此次却如此行事，改变了行业工会以往的立场，是不正常的。警察以此为借口逮捕了行业工会的全部干部，追问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基干团体的领导人自由党，而去有组织地支持一个无党派的候选人？”

警察把行业工会的干部一个一个地叫走，让他们写下不支持金大中而是支持自由党候选人的证词文书。被叫去的干部受到警察彻头彻尾的监视，还以他们为对象进行了要支持自由党候选人的演说。真是平地起风波。演说进行期间，行业工会的干部暗地里用手指比画着补委员我的候选号码，演说并没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如此愚蠢恼人的事情就在眼前发生，对于无党派候选人来说，却无法走出这样的困境。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在十名候选人中我排第五名。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令我顿然觉悟——参加没有任何政党基础的选举是非常艰辛的；选举是个无底洞，需要大量的资金。当时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治这样是不行的。金真海劳动委员长和干部们在选举后紧紧地抱住我失声痛哭。

选举事件的次年即1955年，我离开了木浦。木浦对于来自荷衣岛的少年来说是充满魅力、充满生机的城市，是收获了爱情、孕育了爱情结晶的美好家园。我在这里了解了世界，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于我而言，木浦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木浦有我挥洒汗水和激情的事业。当时突然离开，往事一幕幕又重现在眼前，日本统治时期的强占，解放，内战……就像之前从海岛搬到木浦一样，我打算再从木浦搬到汉城，但这次完全是为了“政治”。看着妻子默默地整理着搬家的行李，我从心底感谢她并且信赖着她。我们带着年幼的孩子们离开了木浦。

我逐步地将事业转手他人，又在龙山区南营洞租到了房子，并且在附近给妻子开了一家美发店，我自己则到三角地附近的韩国劳动问题研究所上班。朋友车国灿是所长，我是总编。那时我写了很多有关劳动问题的文章。当时的企业对工会不是收买就是镇压，而当时的工会作为自由党的基干团体在日渐没落的同时又在自由党选举中饱受利用。我对这样的团体感到十分不齿，另外摸索着如何促成雇佣双方关系的相辅相成。为了找寻日本的实例，我逛遍了明洞后面的胡同，买了各种书籍和杂志。我的文章相继被刊登在《东亚日报》和月刊《思想界》上，其中在《思想界》上刊登的《韩国劳动运动的出路》还曾引起过巨大反响。

我又担任了月刊《新世界》的总编，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记者就是后来作为出版界名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汎友社会长尹亨头。《新世界》反对独裁政治，主张经济自由和社会改革。因为这与在野党的路线相似，所以受到了当局的打压。既没有广告商来投资，也没有银行肯提供贷款，《新世界》最后不得已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