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我还开了一家叫“东洋辩论专业学院”的辩论培训学校。当时辩论是政治人的最大武器。培训学校里有近50名学生，其中也有辩论讲师，但更多的还是公司职员和希望从政的人。他们都怀着各自的梦想练习着辩论。声音的高低、演讲的手势，甚至连原稿内容我们都要一一仔细研究。我早在上木浦商高时就显露了辩论的天赋。后来我在政治上的伙伴金乡贤、金庄坤议员也都是那时在学院里相遇的。

1956年3月，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正式创建，裴恩熙、张泽相、李范硕等出任最高委员。我为共和党的创立做了很多事，又是制定细则又是组织宣传。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认识我，但通过那样的活动我被提拔为发言人。最高委员张泽相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把我推荐给了韩国日报社社长张基荣做论述委员。但是，党内最高委员张泽相和李范硕之间的摩擦最终导致党员们纷纷退出。我也随之退出了共和党。最终，共和党因内部分裂，存在了还不到一年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1956年5月，韩国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次选举其实就是李承晚大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申翼熙之间的战斗，而副总统则由李起鹏、张勉出马参加竞选。我虽尚未加入民主党，但我还是支持申翼熙和张勉候选人。申翼熙得到了热切盼望政权交替的民众和在野党联合势力的全力支持。选举进行到中间时，这种优势就更加明显了。当局政府也与申翼熙有着密切联系，还有人说他找到地方上的警长等在野党的干部并要求他们发誓效忠。我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申翼熙最终会顺利当选。即使当时自由党拼命压制其他党派，选举的自由度很低，政权交替依旧是民心所向。

但是，原本热切盼望的和平选举在大选开始前的十天就荡然无存了。申翼熙候选人在去全罗北道地区进行游说演讲的途中，在火车内因突发脑出血而不治身亡。申翼熙一去世，原本支持他的选民们就转而支持别的候选人，或者干脆弃权。也有人说曹奉岩候选人的得票在开票过程中被算作了李承晚的得票。李承晚最终有悖公民意愿地当选为韩国第3届总统。不过幸好副总统由民主党代表张勉担任，这是民心所向。副总统根据“四舍五入改宪”的规定，在总统因故不在时可代行总统职务。那时李承晚总统已经81岁了，自由党作为执政党为了准备随时接收政权，暗中瞄准副总统的位子，竭尽全力辅助候选人李起鹏准备竞选。但是自由党提前准备的这一政治安全措施反而成了“定时炸弹”，它面对的将是全体公民的审判。紧接着他们在宪法再次改革时，为了废除“副总统的总统升迁权”而动了手脚。民主党为了阻止这一切也用尽了全力。“副总统的大权继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把虔诚的天主教徒——张勉副总统当成我的教父，加入了天主教。仪式是于1956年6月在明洞教堂卢基南大主教的办公室里，在张勉先生的见证下由中林洞教堂的金哲圭神父主持的。我的洗礼名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神父公布洗礼名的时候对我说：“托马斯·莫尔是英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违背亨利八世分裂天主教的命令而最终选择殉教的伟人。他拒绝要求承认离婚的当时最高权力者的要求，而自己走上了断头台。如果你也有他这样的殉教精神，就接受这个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