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人格担保他就是袭击南桥洞派出所的主谋。”

李道先跟我素未谋面，却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和金大中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曾经是亲密好友，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底细呢？他是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大家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李道先甚至还说得泪流满面。在最前线的麟蹄，大部分民众都是从北边避难而来的，所以他们都因“反共”而团结在了一起。机枪上膛的宪兵们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一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一个个都恨得牙痒痒。选民们更是听信了这带有反共色彩的谎言，说实话他们是被这谎言欺骗了。虽然他们并不认识金大中，但是听到了从全罗南道来的那两个人所说的全罗南道方言就相信了他们。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与此相似的事情不止一两件。有个来自马山叫郑英极的商人是专供军需物品的。他支持在野党，也很喜欢我。他在当地有名的一处饭店请我吃饭。女服务生们也都进来与我们坐在了一起，大家都在为我能取得选举胜利而祈祷。心不在焉的我因为担心第二天的结果，早早就离开了酒席。回到家里刚刚躺下，我们地区党支部的副委员长就来找我了。

“我给您带来一位美女，今晚就让她陪着您吧。”

他把一名女子推进屋里就像逃跑一样飞快离开了。我吓了一跳，等到反应过来再叫副委员长时，他已经消失不见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向留在我房中的那名女子说明了我的处境，然后把她送了回去。后来又过了30分钟，突然有人闯了进来。穿着制服的警察们四下打量了我的房间后才向我举手敬礼道：

“哎呀，不好意思，失礼啦。我是出来巡逻的警官。”

之后他们又消失在了黑夜里。我坐起来仔细回想了一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那些警察分明是要来目击我与那女子共处一室的现场。但是这肯定不是郑英极干的，当时在有名的饭店里都安插有政府和警察的眼线，这分明是他们中的某人搞的阴谋。

自由党搞选举舞弊的阴谋也延伸到了军队。我既不能向军人们寄选举传单，又不能到军队里去贴墙报，选举期间军人们又被禁止外出。无奈之下我只能拿着大喇叭对着部队发表演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我的政治想法传递给选民们。召开演讲大会，来的只有便衣警察和军队中的谍报人员。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是发表了演说，为了让他们在家中休息的时候也能听到，我还故意提高了音调。

自由党一方到选举当日也没有放弃做手脚的机会。每个部队的负责人都在投票现场一一检查选票。一线部队的中队长们干脆直接坐在了投票箱上，只允许把投给执政党的选票放进选举箱，凡是投给我的一律当场撕碎。这哪是选举啊？我向大家再次强调一遍，当时大部分士兵是支持在野党的。普通士兵对选举舞弊一事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麟蹄位于最前线地区，在这里战士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

后来分析各地区投票结果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只在军团本部取得了胜利。经过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在军团本部并不存在事先一一检查选票的舞弊行为。

士兵占据了选民的大多数，因此在这样的“公开投票”中我是绝对赢不了的。自由党不仅煽动民众诬陷我是共产主义者，还在选举当天做手脚。他们这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而提前进行的舞弊练习。我彻底输了，也只能输了。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1954年在木浦，1959年在麟蹄，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每次参选都要花费很大一笔钱。所谓的选举，哪怕是只参加一次也会害得你倾家荡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积攒下来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了。青年时期做生意名利双收，但是现在我却一无所有。家里甚至连米都没有了，我连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都觉得丢脸。随便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一站。虽然也有想见的人，但是也见不到，就这样一天天孤独地过着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