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提出为了能让国家经济公正透明地运行，强化企业的责任感，需要设置公正运营管理委员会的提案。我认为，通过这个机构，政府能以全部产业为对象对交易的正当化实施管理，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能够为了一般的劳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与调整等。虽然在当时这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我极力主张实现产业的民主化，将庞大的垄断的国营企业民营化，实现从业人员的自治体系。

我的这些构想在1971年出版的《金大中的大众经济100问100答》中做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这本书是我咨询了金炳台、郑允亨、朴玄埰、崔虎镇等诸位教授以及有关经济学家，并与我的秘书房大烨、金景光等讨论后，为了广大选民而出版的问答式选举资料，出版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大众经济论。没想到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遭到了当局情报机关的重重阻挠。

第一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时出版的《金大中的大众经济100问100答》，韩国27年之后才能实施这些政策。

为了躲避情报组织的监视，我辗转于各个旅馆之间，与各位同僚也是分组联系，单独见面。在这种严密的监视下，找印刷厂印刷也是难上加难。我们中的几个人甚至被情报机关强行带走，经历了痛苦的审讯。

总之，这本书是为了应对总统大选而精心准备的。大众经济论是我在青年时期一边做实业，一边在国会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中体会实际经济运行的规律，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军事政府管制下运行经济，这种状态达到了其顶峰之时，我所提出的要让大众参与到经济的实体运营中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就好像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国民的心中。当时的朴正熙政权只关注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对于谁是经济活动的主角这样的问题和分配到底要如何进行等恐怕想都没想过。

朴正熙政权对少数特权阶层给予的特惠待遇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朴政权的经济政策包括政府决定市场价格、优先分配、全面干预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各种市场机能，造成了市场的非正常化成长。政府的干预使得韩国的经济朝着极其不均衡的方向发展，加剧了工业与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朴正熙政权的经济政策就是通过牺牲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来保障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在这种特惠和特权经济体制下，劳苦大众在低工资、低粮食价格中挣扎，中产阶级的形成遥遥无期。而我所提出的大众经济论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的。

大众经济路线的构想是通过协调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物价稳定这三个主要课题，来构建民主化的经济体制。为了个别人或者个别利益团体而实行的独裁经济政策，必然是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最后使社会经济停滞并沦落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要让全体国民参与到经济运行当中来，合理调整本来有着排他性特征的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课题。只有通过大众参与才能实现经济的民主化。

1970年发生的“卧牛市民住宅崩塌事件”就是暴露在这之前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弊端的标志性事件。位于汉城市麻浦小山的居民住宅楼倒塌造成33人死亡。事故的原因是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违章施工，而汉城市的公务员对此干脆视而不见。市民高层住宅的倒塌，虽然可以看做是一种单纯金钱中毒的社会现象，但实际上其中隐藏的是对这种没有民众参与和监督、以单纯的增长为中心而构造的经济体制已经到达了其临界点的一种令人恐惧的警告。从这开始，高速成长的副作用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之后，大韩民国被大型事故的恐怖阴影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