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推行的大众经济路线是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归还给民众，不仅在这一代，在下一代人之间也要进行公平的分配。作为大众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双重粮食价格政策也是遵循这一主线提出的。日本因为提出了能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粮食价格体制，使得农村富足，“食粮不足”的抱怨也消失了。农民因为生活富裕了起来，购买力得到了提高，最终又使得都市产业繁荣发展。我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也被朴正熙政府所采纳。朴正熙政府一边对我进行批判和打击，一边却把我所主张的很多政见采纳为他们以后的政策。

我在大众经济论中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自由企业体的存在。从世界经济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假想世界，也能找到凯恩斯主义的限度。市场经济是国家所不能取代的，更不是企业家和官僚们所能取代的。能有效地监管市场经济的国家正是民主主义国家，只有以大众和中产阶层的监管为依托，才能真正地维护民主主义。韩国长久以来没有市场经济的位置，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企业和有创意的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在经济勾结和管制金融互相交替的权威主义时代，企业家要定期上交“黑钱”。李承晚政府以来，这一惯例一直持续着，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企业家们不应该继续容忍。

企业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应该秉持一种信念，应该有守护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使命感。企业家应该在自由经济体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支持自由经济，当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就要求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这些都是伪善的行为。

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利润是否可以回流到大众手中？作为企业家应该不畏诱惑和特权，通过培养竞争力来主导市场，改善其羸弱的特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就是民主主义。这一点作为大众经济论的核心内容在日后的金融危机之后被强调成为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

我的大众经济论几经修改终于以《大众经济论》为载体重生了。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当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博士柳钟根的大力帮助。我的力量来自国民对大众经济路线思想的支持，这本书是我与全体国民一起著成的。在所有的真相被不正当地隐瞒的时期，在恐怖的监视和高压之下，国民们读了我的书。1980年，新军部时期《大众经济论》被列在了禁书的书目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在私底下偷偷地传阅这本书，可以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大众经济论》。

《大众经济论》在1985年被美国哈佛大学以“大众参与经济论”为书名出版，作为美国多所大学的辅助教材被使用。

在我作为总统就任的初期，我在大众经济论中所强调的“分配”并没有被全面地实现，在金融危机缓和之后，分配成了政策的重点，即所谓的“生产性福利”。金融、企业、政府、劳工四大部门的改革正是大众经济论中所主张的内容。我的大众经济论在长久的岁月中成熟发展，再向“国民政府”的过渡中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我提出的政策主张成为热点话题，相比之下执政党的政策则根本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这真是很玄妙的现象。我的政策一经发布，政府和执政党就对我群起而攻之，处处挑我的毛病。每当我的政策提案一出来，全体执政党成员就一窝蜂地起来对我进行声讨，但是国民对我提出的政策的反应却很是热烈。我在总统选举的前哨“政策胜负”战中，压制了他们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