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被告也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曾遭严刑拷打的事实。回顾当时他们在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之时也是堂堂正正的。如果硬要说他们有罪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认识了我，与我的奋斗目标相同，信奉民主主义罢了。我的亲信们没有一个人变节或者对我说谎。他们从不怪罪怨恨任何人，即使是在承受严刑拷打和侮辱谩骂的苦难时也在为我的安危担心。

虽然我们没有共同谋划过“内乱”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教导所里成为一体。他们在历史上将永远作为“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的受连累者，我对于他们将被冠上罪人之名而感到十分抱歉，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埋怨，在那之后毅然与我共同踏上了民主主义的征途。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在此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一一列举出来：

文益焕、李文永、芮春浩、高银（高银泰）、金相贤、徐南同、金钟完、韩胜宪、李海东、金允植、韩完相、俞寅浩、宋建镐、李嚎哲、李宅敦、金禄永、赵诚宇、李海瓒、李信范、宋基元、李锡杓、薛勋。

在两天后的军事法庭上，律师团展开了最后的辩论。我的律师辩论说：“在戒严令之下金大中被告通过学生运动企图颠覆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方对检察方认为的金大中资助500万韩元煽动光州一带的反政府示威的主张提出异议。”

轮到我进行最终陈述了。我对毫无根据的“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的谎言一一进行了揭穿：

在起立作最后陈述之时，我突然忆起去年11月5日在家目不转睛地收看朴总统的国葬的情形，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金寿焕红衣主教所说的话：“请上帝告知我们所有人朴总统之死的真正意义所在吧。”朴总统的死从个人角度来看虽然是非常不幸的，但这正是挥别前朝、迎来全新的民主时代的伟大历史性契机。可是随着“5·17”戒严令在全国的扩散，我们的民主主义也迎来了不同寻常的考验。

我认为在“10·26”事件之后，国家安保、稳定经济、恢复民主尤为重要，为此我判定应当与崔奎夏过渡政府展开积极协作。我一贯主张没有政治报复的国民和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期待着与崔政权进行对话，同时我将原谅所有参与我的绑架事件的人。在我们国家，以前总统为中心的遗留势力明显存在的同时，指向民主主义的多数民主势力也是存在的。我确信无论哪方势力都不能压制另一方而单独引领国家前进。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必须实行民主主义以及能够实现民主主义的能力。

虽然这次事件被称为“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但是如果断定仅凭我一己之力就能够煽动和动员广大学生和国民的话，那么为什么政府不报道我发表的要求学生们克制自我的声明书，为什么对我应《东亚日报》的要求而撰写的稿件不准予发表？我希望当局能够深思熟虑一下，对我行刑不是不可能的事，但究竟这件事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这样的行为是否正确呢？我不求当局能够对我宽大处理，但求可以对因我而受牵连的无辜人士从轻发落。因为这一切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最终陈述的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我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且也毫无疑问会被行刑，其实我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会被处决的心理准备。我只想借此机会向各位共同被告说几句遗言。

依我的判断，在不远的20世纪80年代民主主义终将得以恢复，我坚信这一点。我想拜托各位，到了那时不论是为了先走的我，还是为了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政治报复。

这正是我留下的最后愿望，也是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