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裁们附加邀请了“捐献私人财产”。对这一点我苦思冥想直到最后关头。要求完整的市场经济，就不能强迫向社会返还个人财产，但是不能忽视各阶层对财团的谴责。当时劳动界说各财团总裁非法谋财，要求返还私人财产。我把这种情况坦诚地告诉了财团总裁们。作为对策我提出了把私人财产投资到自己公司的方案。

但是财团的反抗非常强烈。首先LG公司和现代公司进行了结构重组，但令人失望。利用这个机会，财团们只想整顿赤字分公司。但是绝不能就这样敷衍过去。我指示紧急经济对策委员会提出30大财团的具体结构重组案，然后通过主要交易银行评价各个集团的结构重组计划，通过银行对财团进行改革，政府不直接压迫财团进行结构重组。通过政经勾结得到巨大贷款特惠的企业，只要缩紧银根，就会马上垮台。不进行结构重组就无法生存下去，到那时财团不得不自行改变。

财团的结构重组一直原地打转，就连国外的舆论也沸沸扬扬说改革只是装装样子。如果再这样放任下去，对外信任度有可能会再次急剧下降。将要破产的企业和要起死回生的企业界限不清，因此所有企业都在动摇。

上任后，为了调整企业结构重组等问题，我新成立了经济对策调整委员会，由总统担任议长。3月11日，在首次召开的经济对策调整会议上，我极力督促鼓励财团的改革，强调改革决定着我们的生死。

对我们来说，虽然改革的质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速度。再好的方案，若没有速度就会产生副作用。时间一长，就会丧失政权初期的动力，又会成为泡影。我指示金融监督委员会5月底之前必须整理经营不善的企业。但是进展很慢。6月3日，李宪宰报告了退出企业名单，但内容很让人失望。看不见五大集团的分公司，还好退出对象中包括了21个社。当时，审核企业是64大集团所属的313个社。我督促重新选定。6月16日，国务会议中，我再次申明我的立场，责令要让五大集团带头进行结构重组。第二天，金鉴委员长重新报告了退出对象企业。退出对象企业增加到55个，五大财团的分公司也包括了20个。但是之后财团对结构重组依然很消极，财团总裁们犹豫不决。最终现代集团被拆分，大宇集团衰落。

1998年1月24日，大宇集团金宇中会长建议企业带头大幅增加贷款，一举填满国家的仓库。主张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进口，提高500亿美元贸易赤字，暂时克服外汇危机。同时，申明这次只有经济界全体落实结构重组才能生存下来，并承诺“结构重组中起模范作用”。我对金会长感激不尽。

但是在1月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却说了完全不同的话。他说，外汇危机乃是“金融机构恣意增加短期债务的结果，我们企业有什么错呢”，并推卸责任。我很诧异金会长为什么会改口。也许金会长认为可以引进巨额外资。2月2日，大宇集团发表了与GM签订引进外资7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4月25日，GM会长亲访青瓦台说明了与大宇集团的合作方案。我真心祝福合作成功。大宇集团以70亿美元为信贷，通过发行期票（CP）或公司债券融资了所需资金。但是集团因为美国GM总公司的大罢工，引进外资成为泡影。因此，大宇集团把方向转向收购起亚公司，但是告吹。在公开招标中，现代公司中标。

大宇集团老是深陷泥坑。能够吸引外资的好机会一个个消失了。10月29日，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发布了《大宇集团响起警铃》的报告，市场反应更加凄凉。我高度评价金宇中会长的经营能力和品德。金会长帮了我和在野党很多忙。我没有忘记金会长的好心肠。我对金重权说，尽早与金会长见面督促结构重组的事宜。金室长转告我说金会长想见我。在青瓦台见了金会长。金会长对我说了鼓舞人心的话。不要说结构重组，还可以把大宇电子转给三星。积极出面解决与三星的“大交易”可谓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