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和智利时任总统爱德华多·弗雷会晤时正式提出了开始实务协议的建议。此后两国开始进入协商阶段。但是和预想的一样，农民开始反对。意识到葡萄酒开放会带来损失的葡萄农反对尤其强烈，协商被迫中断。

但是我也不能中途放弃。世界经济以大陆为单位的集团化走势日趋明显，要打破这种局面，除了FTA之外别无他法。2001年10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上，我和智利新任总统里卡多·拉戈斯会晤，决定再次开始两国协商。农民反对的热潮依旧没有消退。最终，我们把大米、苹果、梨列为不参与自由化的产品，并把国产电冰箱和洗衣机从无关税产品清单中剔除。2002年10月25日，韩国—智利FTA圆满缔结。

我十分理解反对FTA者的立场和心情。但是，我们国家资源贫瘠，可以赚钱的手段只有贸易。想要做生意就要确保市场，想要进入市场就只能通过FTA。如果签署FTA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要准确地预测国内产业的损失，调整先后缓急，充分发挥我们的协商智慧。

在强大的中国和日本之间，我们国家经常被称为“三明治出身”，这点我绝对不同意。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把我们的民族想象成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的“水沟里的牛”。我们可以吃水沟两岸的草。而没有任何干涉地自由出入沟渠的办法就是FTA。在积极促进FTA的进程中，如何得到落伍的人们的认可，需要费一番心思。国民政府展开的“生产性福利”是多种答案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