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了这样一个例子。1986年4月，当美国飞机轰炸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时，许多正在现场的美国记者提供了准确的事实。当时有消息说，法国大使馆遭到毁坏，国防部长温伯格立即回答：“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记者们报道了大使馆被毁坏的事实。后来，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又宣称轰炸使“利比亚反对力量加紧活动，甚至出现武装暴乱”。可驻在的黎波里的美国记者们告诉读者，推翻卡扎菲政府只是里根政府一相情愿的幻想，而事实上，卡扎菲正牢牢控制着他的国家。

“当政府试图说服美国公众时，海外记者目睹的事实往往与之相反。因此，他们成了重要的、相对全面的信息渠道。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需要一个反复核查和平衡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驻外记者至关重要。”《华盛顿邮报》常驻非洲多年的名记者、如今该报的外交与国际安全记者戴维·奥德卫这么说。

1978年至我们访问的1987年，《华盛顿邮报》的驻外记者从13人增至19人，《洛杉矶时报》从17人增到23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从8人增到13人，美联社从87人增至100人。

1979年以来，奈特—里德报系也开设了第一批驻外记者站，为它的4家主要报纸派出2名记者；与此同时，属于该报系的《费城问询报》还自行派出4名驻外记者。

此外，《波士顿环球报》派出4名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外记者从4人增至11人，甚至一些中等报纸也有了一两名驻外记者。许多报纸有计划地派记者出访，许多报纸在当地有特约记者、通讯员，如我介绍过的《明尼阿波利斯报》。

在美国，有地位的大报仍极重视国际新闻。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要闻中40％的版面为国际新闻；而《洛杉矶时报》达到30％。可在一般报纸，这个比例仅有15%~20％。

当然这种情形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后来在华盛顿，我们一行人参加《华盛顿邮报》的午餐会时，希波在《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们面前慷慨陈词，介绍他每到一地，美国人怎样显出对世界以及对南非的浓厚兴趣，而报纸报道如何不足。最后，他激动地说：“为了满足读者，多刊登国际新闻吧。请你们这样做！”

在美国报界以傲慢著称的《华盛顿邮报》编辑们竟耐心听完了希波的意见，而后微笑着说：“谢谢。”

餐桌上，众人皆微笑附和，唯我缄默。因为我的思路一下跳到了中国。想想吧，“一百步笑五十步”，叫我如何笑得出呢？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谈何容易？

“你挑什么样的人当驻外记者？”

几乎在每家大报，我们都向总编辑或主编提出这个问题。

通常的回答是：必须有新闻敏感性，对外部世界充满求知欲，富于冒险精神，善于在陌生的领域打开局面，进入情况……

“语言呢？对所在国的了解？”

于是他们说，语言可以培养；有时，他们又举出令人骄傲的个例。

例如《纽约时报》驻中东记者托马斯·富雷德曼。富雷德曼几乎是同时爱上了中东和新闻。他15岁时和父母去了一趟以色列，从此成了中东迷。这以后，他一连三年每年暑假赴以色列，学习希伯来文。后来，他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专修中东问题和阿拉伯文，又在牛津大学以及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开罗的美国大学深造，并决定今后成为《纽约时报》驻中东记者。

第一步，他当了合众社驻伦敦记者。接着，他凭流利的阿拉伯语和对石油问题的熟悉被派往贝鲁特。1981年，他受雇于《纽约时报》，几个月后成了驻贝鲁特记者。

1983年，富雷德曼获得了普利策奖中的国际报道奖。

1987年，33岁的雷德曼是《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是美国公认最优秀的驻中东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