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摇摇头，又笑着告诉我，一天中午，她告诉杰一桩刚采访到的趣事，接着就去午休了。趁她午睡，杰把她发现的题材写在自己的稿子里，立即发回《华盛顿邮报》。

见我们哈哈大笑，林达又认真地说：“说真的，我们俩都特别谨慎，力求对双方报纸公平，甚至把两报的发稿步骤都考虑在内。”

例如《洛杉矶时报》通常提前几天编好星期天刊的特写，而《华盛顿邮报》对记者来稿随到随发，一次，林达和杰一同去采访最后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稿件，她星期三发稿，而杰星期六发稿，到星期天，两篇稿件都在本报一版刊登了。

我们当中的欧卡对此有不同看法：“这对《华盛顿邮报》太不公平了。杰应当及时发回自己的稿件。”

可林达还有杰都认为自己行事妥当。那篇稿件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题目。

如今，林达是《洛杉矶时报》的助理国际新闻编辑，而杰是《华盛顿邮报》驻洛城记者，仍是幸福的一对。

骄子回国以后

听说杰现在的工作，我起初有些吃惊：堂堂驻北京记者，回国后只是驻一个大城市的记者？

后来见得多了，方觉自己当初少见多怪。

例如《纽约时报》的巴特费尔德，他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任驻京记者，会讲流利的中文。他根据自身在华经历撰写的《苦海余生》一书在20世纪80年初首次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曾在美国轰动一时。甚至在我访美时，还有不少美国人向我提起该书，对作者当然也是钦服不已。在纽约时，我一直想采访巴特费尔德，可惜因为两人的时间凑不上，只是通了几次电话。深谈是不可能的，却知道了他现在正在驻波士顿记者站首席记者的职位上愉快地工作。

巴特费尔德是60年代末开始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的。我问助理主编赫格先生，波士顿记者站对于《纽约时报》是否非常重要？赫格说：“当然。而且像巴特费尔德那样优秀的记者可以在任何岗位上写出优秀的报道，只要他喜欢那个岗位。”

他还说，在《纽约时报》和一些其他大报，驻外记者回国任驻地记者的情形是很多的。

确实，在美国那种特大报纸里，本来就“记者无大小”，一个人真是成就辉煌，成了报纸的“明星”，报纸必须交出高薪或高位将其留住。而明星们本来就是想在哪里、想干什么都相当随意了。

此外，在这些报社，国内记者与驻外记者之间，也绝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海外虽自有特色和魅力，属身系重任，但不能说就此高人一等，回美国工作也算不得降了。办一张报，字字千钧，大城市，特别是华盛顿记者站的位置同样重要得很，与海外记者站在天平上本应当摆平。

近年来，美国报界的编辑们还有一种新观点，认为驻外记者在海外驻上两三年，就应当回国轮换，以免时日过久，将来有“综合再调整”之难。这里面的缘由就说来话长了。

原来，美国报纸在派出记者时，特别重视记者对异国文化的适应能力，他们总是问初上任的驻外记者：你认为国外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困难是一种有趣的历险，还是沉重的负担？

如果驻外记者整天抱怨电话落后，飞机晚点，人们时间观念差，缺少新闻自由，而不是努力去理解和报道造成这个国家与人民现状的一切，纵使再有天才的记者也会失败。

适应外国文化的能力，是海外记者取得成功的必备素质。

正因为此，长期驻外记者回来，重新在美国工作后，又面临更艰难的再调整，这是部分知识、心理、政治调整，部分经济和职业调整。

《洛杉矶时报》前驻外记者莱姆就对我们说过：“当驻外记者能改变一个人的智力层次，使人更爱提问也更易理解。这种经历使我变了一个人。”

这位前驻内罗毕记者说：“常驻第三世界使我理解了，不管每天我遇到多大的困难，比起那里在痛苦中挣扎的多数人来说也不过是些小土豆而已。这种经历使我对人的同情心更强，对我的祖国也更热爱了。”

在政治上，莱姆说他更接近自由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