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布来德里四周明星灿烂：来自《纽约时报》的戴维·布劳德，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来自《华盛顿明星新闻报》的海因斯·约翰逊，曾获普利策奖；来自《得梅因记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的尼克科茨，也是普利策奖获得者等。还有许多前途无量、才华横溢的青年记者——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去也曾跃跃欲试，但正是靠布来德里才有机会成为频频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一版的明星，后来又成了驻外记者。而《华盛顿邮报》也逐渐获得了影响美国舆论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华盛顿时，我曾访问了《华盛顿邮报》主管人事的助理主编马丁，请他谈谈《华盛顿邮报》的“明星制”。

马丁瘦小精悍，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微笑。这个昔日的《华盛顿邮报》驻埃及记者以“明星”的口吻回答问题：“明星制，就是人和人不一样。我们强调区别，鼓励明星！”我请他细谈。

于是，马丁讲了许多：明星，不是封的，不是头衔。明星制就是在报纸的各个层次用第一流薪水雇用第一流记者，为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把最重大的、有全国及世界影响的题目交给他们去报道，让他们自由支配时间，在互相竞争中为《华盛顿邮报》紧张工作，使他们感到自己有可能在报上发表任何显示自己的水平与个性的作品。

“明星记者和普通记者有什么不同？举一个例子，比如戴维·布劳德。他作为政治记者写稿，写完交给编辑。然后编辑会问他，戴维，你看这篇文章该上几版？几栏题？然后照他说的办。其他人则相反。”马丁说。

布劳德是当代美国最优秀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20年前，他就是公认的著名政论家。他著述极多，屡次得奖，但他如今年逾六旬仍是《华盛顿邮报》“养”在家里的“名记者”。他的办公室设在《华盛顿邮报》全国新闻部正中，四墙皆是玻璃，地上堆满了报纸资料。他每天上班，很紧张地为《华盛顿邮报》工作，除了撰写一个专栏，还亲自采写许多重要政治新闻。这就是“明星制”的效力。

访问马丁以后，我按计划访问了戴维。这个很谦和、很从容的成功者说：“以我的体会，想当名记者，一定要遇到一名好编辑。”

原来，戴维也重视知遇之恩，也想到好编辑。我想，戴维和《华盛顿邮报》明星们心目中的好编辑，就是布来德里。

并非所有的人都赞赏《华盛顿邮报》的明星制。例如希尔维亚就不喜欢那里的内部竞争空气。她说了句美国土话，“太掐喉咙”（too cut-throat），意指令人窒息的竞争。还有我后来在波士顿结识的凯瑟琳，她也是年轻貌美的职业报人，现在已当了声誉很高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她也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太紧张了，“人人都得玩命争重点稿件”，“你一星期已经干了6天，可如果星期天不露面，人家就会奇怪”。

在《华盛顿邮报》内部，人们也有异议。明星制把非明星置于何地呢？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有些人待遇优厚，理所当然地采访重大新闻，手持公司信用卡到各地住一流酒店，而另一些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然后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干。

反感“明星制”的人还用当年的伍德哈德与伯恩斯坦做例子。他们并不是什么明星呀，为什么成了“水门事件”的英雄？

可在布来德里看来，用才能和成就把人分成等级是最合理的。伍德哈德和伯恩斯坦的一举成名非但不能表明“明星制”的失败，反而证明了“明星制”的力量：对有才华的人来说，明星等级制当然是可以逾越的。

布来德里爱明星，而他本人就是《华盛顿邮报》众星眼中的明星。他风流倜傥，反应敏捷，洞察力强，甚至使才能平平的人在他面前感到迟钝。而他对不那么精明、不那么能说会道人的也公开地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他的魅力，他的智慧，使真正才智超群的青年总是相信自己的“明星梦”能够实现；而他的性格，他的做派，也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华盛顿邮报》雄心勃勃的记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