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它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种亡国的严重危险。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含蓄地暗示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其后，他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政坛开始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综合敌我友三方军事实力和攻防态势，总的格局是敌强我弱，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期抗战，在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扭转被动的防御局面，由相持转入反攻，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比较国共两支军队的力量，国民党军无论人数及装备都优于红军，红军游击队总数不及6万，集结于北方的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仅4万余人，给养、弹药、编制、防区均未落实，处处受到友军掣肘，面对来势凶猛、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能否独当一面地进行抵抗，能否大规模地开展运动战，这些现实的问题迫使毛泽东慎重思索，谨慎决策。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在云阳前线着手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应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毛泽东已经改变了红军在国内战争时期擅长的运动战的战术，准备确立以游击战为红军的战略方针。他和张闻天迈出了战略性转变的第一步，而他们的战友一时间还未能根据形势变化实现思维转换。

8月4日，在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致电中央，提出红军应向国民党要求独立自主地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在察绥晋三省交界区开展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

“在目前形势下，凭我军力量和条件，能够独当一面吗？”毛泽东与张闻天均认为来电提法不妥，次日复电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18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确定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的作战任务。

国共两党就红军的作战任务达成共识，但中共党内，特别是在延安的后方领导人和在云阳的前方将领之间就红军的作战方针以及一些具体问题产生了分歧。为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开了4天，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上讨论时间最长、议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是红军出征后作战方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