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希望通过此次会议真正确立红军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在发言中把红军的战略方针归结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其原则仍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与会者都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上，一些同志提出了侧重运动战的主张。

林彪是红军中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将领之一，他不同意打游击战。“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能丢弃自己的特长，还是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任弼时时任红军前敌总政委，他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概念；“红军出动后要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力量和部队实力。所以，还是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红军出战，主要任务是力争打胜仗，树立红军的声威，这样可以促进统一战线的稳固，增强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抗战的信心。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彭德怀基本同意任弼时的意见。

周恩来也在发言中认为：“我们作战的地区是敌人后方，重要任务是布置游击战争。必要时需要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提运动游击战好。”

这样，洛川会议在红军作战方针上出现了三种意见，即运动战、运动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

洛川会议前后，长江以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原红一方面军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原红二方面军编为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原红四方面军编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八路军全军编制45000余人。

由于国民党只给中共3个师的编制，红军将领普遍下降数级就任新职，如徐向前，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下降3级任副师长；徐海东，原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同样下降3级任旅长。战争年代，生死瞬间的事，为了取得革命胜利，连生命都可以不要，没有谁在乎官职大小。红军改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不在干部的任命上，而在军服的更换上。

八路军总部下令更换军服，这道命令意味着红军战士必须摘下五角红星，换上青天白日的帽花。十年来，这种帽花始终是红军战士敌对的标志，他们多次把它从敌人帽上揪下来，用脚踩，用石头砸，往上面吐唾沫。有很多俘虏摘下帽花扔进茅坑里，发誓今生今世再戴“狗牙帽花”天地不容。现在，革命来，革命去，珍爱的五角红星不要了，厌恶的“狗牙帽花”必须戴。红军战士普遍想不通，感到别扭，还有少数战士宁可开溜也不更换服装。

彭德怀下令在各师旅团营组织工作组，负责协助政治部做安置干部和疏导思想的工作。他亲自做报告，告诉大家：“帽花换了，名称改了，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宗旨没有变，我们的历史责任没有变，我们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八路军各师师长也分途到部队做工作。贺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部队：“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