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内心中有一个“我”被这奇遇所打动，但另一个“我”，却在极力地证明这不过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罢了。

“这不是偶然，我和太太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奇遇。”纳夫尼先生靠在侧墙上，仰望车顶，向我们讲述他和太太成为瑜伽士的故事。我不再记得故事的细节，只是难忘他的侧脸—他喃喃自述，美好的情感从嘴角、眼角向外四溢。这种表情，在过往的环球梦想采访中，我只在屈指可数的人脸上见过，无以描述，但只要见到，你便知道，这是一个真心感受到恩泽与爱的人。

“我只是想来和你们打个招呼，并不想打搅你们，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下车了，后半夜下车的人多，应该有床位空出来！”说完他就告辞。

果然，过了一个小时，列车长就在甩手走人后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好消息，有两个床位！”他在脸上挤出几条类似于笑纹的沟壑。

“多少钱？”

“两千两百卢比。”

“太贵了。”吉娜看我。

“确实不值。”我懂她的意思。

“不，先生，我们在这里很好，谢谢你！”我转过头对列车长说。

后半夜，出现了新状况。

几乎每过半小时便有人上下车，他们轮番打开两个车门，我们需要站起来，收起床单，把行李贴墙而放，给旅客让出通道，关门后，再重新放行李，铺好床单。不断被迫终止的睡眠像个巨型拳头打得我东倒西歪，而与此同时，反复开关的车门又捎来了窗外闷热的空气，以及为食物所引诱的苍蝇和蚊子，它们嗡嗡地绕着我的脑袋旋转—其实它们可能本无意骚扰我，但实在因为垃圾箱就在耳边，你知道，这种时候，它们和我，谁也没有选择。高温熏热了垃圾并迅速生产出那种令飞虫们为之尖叫的气味，而这，又引起了厕所的妒忌，以至于它决定拿出看家本领以彰显自己更强大的实力。

我第一次感到无以忍受，尤其是当苍蝇、蚊子和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同时向我发起攻击的时候。我试图晃动糨糊般混浊的脑袋避开袭击，但它被灌了铅。

“吉娜——”我用虚弱的声音呼唤她。

她撑起身子，牵我的手。

“有你在真好。”我抓住她。那一刻，我感到快要触及自己能够忍受的底线，处在崩溃边缘，但同时心中又升起一个念头：我真幸运—因为有她与我同在。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有诸多益友，几乎每个人都能与你吃饭喝茶谈人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与你经历这样的生命过程。

“来印度不是来玩的。”第一天晚上吉娜在德里机场接到我时，我这样对她说。

“是来学习的。”她回应我。我们的生命注定要在这里再次交集，因为同样的渴望。

她捏紧我的手。

凌晨四点，换了列车长。这次是个大胖子，腰围是我的三倍：“听着，你们不能在这里，但我有床位给你们。”

“多少钱？”

“四百卢比一个人。”这次我们同意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他只收了每人两百五十卢比，“红格子”找我们讨了一百卢比的小费。

我想对你说的是，没体验过这一夜火车的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人能够平安地睡在一张床上就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但现在我知道了，真的知道了。而就在我躺在床上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在慌张中曾对Shri Mataji 做出的挑衅式的承诺：

“如果你能让我们今夜留下来，还有床可睡—我就相信您。”

那头的硬座车厢里/

传来男人们/

低沉的说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