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故事本身，而不是讲故事的人。”后来再在课堂上与学生见面时，我们反复强调了这句话，对那件实体的姐妹艺术品进行表扬，并利用这一插曲，不仅是教导那些本科生，也是在教育自己，在一个既定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市场所规定的性别政治环境当中，要对自我作出定义，是多么异想天开的事。

桑德拉·吉尔伯特：一旦遮盖在我们眼睛上的阴翳被去除了，一切事物都焕发出新的意味：构成我们生活的所有部分都开始自动地重新组合，就像是在万花筒中一般，每一件事物都表现出新的、光彩夺目的意义。我们共同教授一门课程的初衷，既是考虑到我往返探亲更加方便，也是回应眼睛明亮了的我们内心的召唤，我们要开设一门当时还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专门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的课程。我想，我们应该把课程大纲合到一起，就像苏珊刚刚说过的我们协调课程名称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坐在某个咖啡厅里，或者一边吃着比萨，一边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以便想出办法来。大体说来，我们开列出了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她们当然就是不久之后，《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部分批评者们所称的“老栗子”了—或者，如果使用比喻的话，则是“勃朗特高山”、“狄金森小丘”之类的话—这是根据她们的成就大小而进行的地理概括），试图把她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再以后，就是我们俩和我们的学生一起研读她们的作品。

就在丹尼斯·莱维尔托夫碰巧来到布鲁明顿进行了一次诗歌朗诵，并对自己进入的热烈的教学场景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俩却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急于对某种东西进行修正的狂喜状态，这种状态和70 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早期的许多人拥有的状态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种状态让人不屑一顾。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was the political），文学的就是个人的（the literary was the personal），性别的就是文本的（the sexualwas the textual），女性主义者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加油！加油！顺便说一句，对于这些启示性的话语（它们当时确实起到了启示录般的作用），我并没有冷嘲热讽的意思。虽然冒着不恰当地将逻各斯中心权威的形成归因于某些理论家所谓的“初始的瞬间”的风险，我还是要强调说明：那时，在那个地方，极度的欢乐确实存在！我也希望有一些欢乐能像精致美味的甜点一样，被分给了与我们交谈的第一组的学生。苏珊提到的眼睛的接触与交流仿佛电击一般，当然具有激动人心的意义，我们彼此感染，恍然大悟，一致认为“或许莱维尔托夫本人也未必真的理解她自己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当她构思和写下《在心里》这首诗的时候，她的心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呢？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女性主义的分析——至少是现在。

那种分析开始变得对我们具有怎样的改变意义啊！这就像是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些开窍的时刻变成了惊雷滚滚的时刻了。有时，苏珊和我在课后或工作时间的谈话欲罢不能，于是我们在一个超级市场边停下来，进去买点东西好带回苏珊家，在苏珊家里，我已经成为某种荣誉家庭成员了。在别的夜晚，我们就在电话中交换对于女性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看法——这些文本包括《弗兰肯斯坦》《呼啸山庄》《简·爱》、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还有《达洛卫夫人》和《爱丽尔》——当这些作品不是被单独地阅读时，当它们不是被放到研究生院的常规背景下，比如说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或者“19 世纪美国文学”的框架之中阅读时，它们被集中在一起，在一种刚刚获得界定的女性文学传统的背景之下进行了阅读。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文学传统的事实一天比一天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