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传统形成的动力却依然是需要加以追踪的对象—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必须成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清楚我们希望写出一本书，对艾米莉·狄金森所谓的“真实的巫术之书”进行探索，正是通过这样的“巫术之书”，文学女性们超越了世代以来的“父权诗歌”（正如格特鲁德·斯泰因所说）的操纵，彼此之间交谈与倾听。因为正如我们现在开始看到的那样（亦正如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说的那样），从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安妮·勃朗特以及后来从格特鲁德·斯泰因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女性知识分子确实都进入了一种复杂的、有时不得不比较含蓄的、有时又开朗而愉快的交谈之中，这种交谈跨越了民族和时间的界限。而这种交谈亦远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要更加富于激情和叛逆色彩。这里举一个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进行说明：我们在读她的诗歌，用心读进去的时候，可以真正理解到，这位诗人其实根本不是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所描述的那种“拘谨的、小小的守家的人”（用的就是这些词），在大部分的中学和学院里，人们都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学生的。相反，她是“一个情绪高度亢奋的灵魂”，她的“真实的巫术之书”是由这样一种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它就像弹药充足的枪在猛烈扫射，亦如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对此，她自己也是承认的。

苏珊·古芭：我沉入对艾米莉·狄金森的热爱，完全是由于桑德拉文字的力量，还有当自己的乳汁涌出来时那种紧张而刺痛的感觉。当时的情景，真是古怪极了。1977 年4 月17 日，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主题为“语言与风格”的学术会议。我是在4 月16 日到达的，目的是对自己的一篇论文进行陈述，当时我准备撰写好几篇关于H. D. 的长诗《三部曲》（Trilogy）的论文，要进行陈述的是其中的第一篇。陈述安排在早晨的一个小组当中，里面有很多人坐在房间的前排（他们都是根据会议程序要进行发言的人），而不是（开心地）坐在那个小小的教室里。但是，这样的时间安排对我来说却是非常棒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乘坐地铁，及时返回我母亲在上西部的公寓，去为我的二女儿（当时她才三个月大）哺乳。下午的小组讨论则要棘手得多，因为我站在那里是代表桑德拉，代替她陈述《阁楼上的疯女人》最后一章第一稿的内容。那会儿，她已经又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当天正在伯克利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第二天，她飞到了纽约，以便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书的导言部分的内容。

但是，麻烦事儿发生了，预定的哺乳时间还没有到，我的前胸已经开始胀痛。或许是由于那样一个更加具有人情味的时刻，或许是由于艾米莉·狄金森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桑德拉获得的赞誉，她当时刚刚出版了《注意之行动》（Acts of Attention）一书，该书唤起了人们对于D. H. 劳伦斯诗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都来到她的小组，包括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她（这里好像又回到我自己的事务上来了）告诉我说，好几年之前在布鲁克林的时候，她曾经看护过我的孩子。我开始在讲台上抖个不停，而桑德拉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文字从我的嘴唇里一个个地蹦了出来。那是些什么样的文字啊。它们一下子使我和室内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各自的思绪，因为桑德拉的叙述以某种令人恐惧的神秘方式，使得狄金森的诗句产生了弹性，使得艾米莉跳起舞来，像是一枚爆炸了的炸弹一般，碎片散落在卡尼演讲大厅的四处。后来，当我听见桑德拉朗诵她的诗集《艾米莉的面包》中的某一首诗时，我明白了，那是一位诗人在向她的前辈表示敬意。而在陈述的当时，我所感觉到的只有紧张，还有就是乳汁浸湿了我的衣服前襟时的刺痛之感，我那会儿只穿了一件外衣，就是为了遮盖当时显得非常饱满的（啊呀，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如此）胸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