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古芭：“豪迪·都狄遇上了弗兰肯斯坦的新娘”：每当我们想方设法协调那些总是显得古怪的情形，比如为书的封面或其他出版物准备照片时，总会放声大笑，眼泪都流了下来，因为那些照片使桑德拉看上去像是鲍伯叔叔的这位玩偶朋友，而我则活像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的新娘。（安尼塔·斯贝尔勃为第一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制作的照片倒是个例外。）有一次，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海岸边一起工作，我们七拐八绕地终于来到很遥远的一座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在那里，我们原来以为自己要被折腾死的，但是，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自己被处理成了出现在小小背景上的小小的木偶，后来又变成了大大的背景上的跌跌撞撞的怪物。尽管我们俩在身材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随后的处理却让我们知道了，在拍摄的用光和角度选择上显然存在着某些阴谋，这些阴谋无可避免地要把桑德拉变成一个龇牙咧嘴、极度兴奋的小玩意儿，而把我变成一个奇怪的庞然大物。后来，在布鲁明顿进行自由讨论时，我们进入了一个看上去像是贝茨汽车旅馆的地方，有人用那种老式的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照片证实了《小姐》杂志派来的另一位摄影师（这回是专业的了）的观点，当时，他是因为要庆祝《诺顿女性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的出版，杂志的编辑们把我们俩选为“年度女性”的缘故，而来为我们拍照的。“要把你们两人拉到一起拍照是很困难的。”他咕哝着说。我们的一些朋友、同事和编辑，也会同意他的看法的。

桑德拉·吉尔伯特：假如看到我们被肖像摄影师变成了豪迪·都狄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会觉得有些奇怪的话，那么，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之后的几年里，同样奇怪的是（现在有时依然如此）由于《阁楼上的疯女人》而对我们进行的指责与批评，而在70 年代那幼稚而又欢欣鼓舞的黎明时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知识群体圈内的罪恶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在我们开始尝试对一个（假如说不是那个）女性文学传统进行定义，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受到诸多罪行的指控，而在当时，我们对被控的罪名——无所知—它们包括本质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异性恋中心主义（heterosexism）和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logocentrism）——而这些指控之所以有时常常显得很刺眼，是因为它们居然来自一些身为同胞姐妹的女性主义者，有时则来自那些屈尊俯就的男性准女性主义者。

在这一背景下，豪迪·都狄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便具有了新的意义。由于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笑嘻嘻地做了豪迪·都狄，我们于是被看成已经定型了的木偶，无知无觉到竟然没有注意我们的写作角度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的、异性恋倾向的，也竟然愚蠢到没有理解（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这句话的意义。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弗兰肯斯坦的新娘的话，那情况不是更糟糕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就是或明智、或愚蠢地嫁给了父权制度本身了吗？因为我们还要在女性知识分子创作的文本之下，竭力寻找一种统一的“情节”，那不依然还是菲勒斯逻各斯中心的吗？更糟的是，我们居然还持有这样一种邪恶的信念，即有关“作者”的那个老掉牙的、政治上退步的概念并不仅仅关乎语言领域，而关乎一个活生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