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吉尔伯特： 育儿、母性和母亲们（Mothering，motherhood，and mothers）：当我回顾我们一起从事研究和写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岁月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工作中，母性是始终居于中心位置的。我们竭力抗拒“父权诗歌”和诗学，和我们这一代的所有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一样，想要为创造力寻找别的可供选择的切入角度。假如从比喻意义上说，钢笔未必代表了阴茎（阴茎自然也根本不是什么钢笔！）的话，那么子宫又意味着什么呢，华兹华斯称子宫具有“明智的被动性”，它或者又表现为活跃而带血的能量，它所滋养出来的，又是属于谁的美学呢？当然，我们只要一开始着手寻找阐释创造力的新的途径，就会被责备为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倾向。我曾经寄了一份表达我们对于柏拉图的洞穴（Plato’s cave）的新想法的文章给一位老友，她已经是一位杰出的行动主义者了，结果，她回复了一份长达十页而且中间没有空行的打字文稿，对我们进行了责骂，要知道，当时还没有使用计算机呢。（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么，她对我们的激烈责骂恐怕会使我的电子邮箱系统瘫痪呢。）

但是，正如苏珊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事实意义上的母亲，也是被母亲抚养成人的。1974 年秋天，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布鲁明顿生活，我把小女儿苏珊娜寄来的一封信固定在我租来的小小公寓中那部冰箱的门上。她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年级的小说读者，正是她启发了我重读《简·爱》，以便可以和她在睡前聊聊这部作品。现在，她猜测我会经常想家，她也肯定知道我是多么思念她，还有她的哥哥和姐姐，于是，她给我寄来一张表示安慰的便条，让我想起了女性之间所拥有的友谊带来的快乐。“想想《简·爱》中的那次出色的茶点吧！”她说—像是要证明除了必须喝下那可怕的黄樟茶之外，苏珊和我已经另选了一种更为友善的饮料似的，那就是坦普尔小姐款待简·爱和海伦的茶，还有那些像变戏法一般变出来的、上面撒着芝麻的糕点。

我不时地从我的女儿们那里（因为我的女儿凯西，当时可说是一个11 岁的女性主义者，她同样也给她的身为女性主义者的母亲提供了许多启示）获得做母亲的种种感受，同样，我也得到了我的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母亲的支持，正如苏珊也从她母亲那里获得支持一样。我们两人的母亲都住在纽约，我们只要在纽约，就几乎总能看到她们。准确地说，我们更愿意认真地把她们说成是“母亲们”——仿佛她们拥有某种神奇的魔术，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中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神圣的存在一般——我们高兴地把她们介绍给彼此认识。（她们现在依然是朋友。）尽管她们的种族背景差异极大，她们都是移民来美国的；准确地说，她们都是逃离了欧洲大陆的种种痛苦，到新世界来寻求新的可能性的人。

和许多移民一样，当然，她们也都守着不少秘密，这些是苏珊和我经常想要挖掘出来的。在研究女性创作的文本中那些被重写部分的潜涵义时，我们曾经想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不是也可以被看成想要破译我们母亲生活故事中那些被潜藏着的东西的意义呢？或者，是不是我们在把自己重新想象为移民或者任何意义上的探险者呢—就是说，试图在地图上标出女性文学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女性想象力的疆域的地理学家？毫无疑问，上述高妙的猜想并未占据我们太多的时间，尤其是当我们必须面对撰写一本书的惊人现实的时候，这本书的打字稿如果被加在一起的话，会装满两只沉重的、专门放打字纸的盒子，更不用说它还需要有无穷无尽的注释、复杂得令人恐怖的索引、封面，还有封面上的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