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所有这一切令人高兴的对于哲学与社会文化学中陈辞滥调的拆解，“理论”提供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获得上述职业资格更加容易，它使得普通的语言“成为成问题的东西”，并用“主体”或“主体性”这样的术语来取代“人”，用“语言领域”来取代“书籍”，而在此过程中，使得我们甚至与有教养的伍尔夫式的“普通读者”也越来越遥远，而这些“普通读者”过去却始终是我们在校园之外的支持者。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一情形，或者，我正在描述的过度专业性的弊端在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令人奇怪地置身其间、体现出过度竞争性的学术环境下，是否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任何四平八稳的答案，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我自己和我的那些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同行处在同样的矛盾冲突之中。显然，我并不想使时光倒流，返回到韦勒克（Wellek）和沃伦（Warren）为文学立法的那个虚幻的象牙塔中去，那时，如果要成为一名教授，你就得用大烟斗抽烟，或者，如鲁珀特·布洛克（Rupert Brooke）所言，“喝茶还要掺蜂蜜”。从另一方面说，或许正是由于我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普通读者、作家和教师，无论是在批评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赞同阿德里安娜·里奇有关“共同语言之梦”（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的说法。《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赋予我们俩以吉尔伯特—古芭的统一的作者名称，这一文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之一便是它在出版之后赢得了广泛的反响。部分由于它是女性主义批评史上一个早期探索的缘故，历史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在世界各地无数的报纸，还有诸如《哈泼斯》（Harper’s）、《大西洋月刊》（Atlantic）等杂志，以及许多学术性的刊物上受到广泛的评论。同时，部分也正由于属于一种早期探索的缘故，它并不能像后来的一些同类著作那样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专门性。它似乎是和一些处于我们领域之外的读者进行有关政治理想交流的读物。

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能否不作为类型化的“代言人”，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继续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发言？我们能否不丢掉小心翼翼培养起来的学科的复杂性，还有方法论的技巧来从事上述工作？啊呀，最近，针对广大的普通听众，代表女性（而不是女性主义的）角度的女性有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克里斯蒂娜·霍夫·萨莫斯（Christina Hoff Summers），或许还包括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或者瑙米·沃尔夫（Naomi Wolf）。但是，假如说我们当中的那些如今大部分已在学术圈中扎下根来的人能够回忆起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令人欣喜若狂的初创时刻——那个时刻虽然稍纵即逝，但我们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却都认识到个人的即政治的，性别的即文本的，等等——我们就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继续前进的出路。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或许就是既要使得专业研究与政治作有机结合，同时又要使其得以与个人作有机结合。最近，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它们事实上代表了整个政治的范畴（它们的作者包括从阿尔文·克南［Alvin Kernan］、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到南希·K. 米勒、玛丽安娜·托尔戈夫尼克［Marianna Torgovnik］、简·汤普金斯和简·盖洛普在内的人物）。这些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表明，我们中一些人，对于作为“主体”的我们依然不过是“语言实践”和“文化引用”混合体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确实知道如何使我们自己成为作者——并因而拥有权威。那么，或许，步入新千年的女性主义者真的需要从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最出色的著作中偷来一片叶子，同时，使自身与叫做“奥罗拉·李（Aurora Leigh）”的雄辩滔滔的能指结成联盟，大声、清晰地向世界宣告，我们也同样拥有我们的假期，——有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