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意义如果归拢到一起的话，可以说都植根于下列几个方面：（1）它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开创、建构、确立的力量—简言之，也就是开始；（2）这一力量以及它的生产较之以前的存在不断增长；（3）操纵这一力量的个体控制了与之相关的所有事务，以及随后产生的一切；（4）权威始终保持着恒定性。

概括起来说，一直在讨论“作为最初的意图的小说”的萨义德强调指出，“上述四点概括可以被用来描述叙述性的虚构作品是如何通过小说家们在技巧方面的努力，既从心理方面也从审美方面来显示自身权威的。”但是，当然，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文学文本的作者及其权威，对于这一点，霍普金斯的那个具有性与审美双重内涵的理论似乎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确实，萨义德本人随后也注意到，大部分文学文本的惯例都表明，“文本的统一性或者内在有机性都是由一系列的谱系学方面的联系维系着的：这些联系包括作者—文本，开头—中间—结尾，文本—意义，读者—阐释，等等。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下的，是有关成功、父性身份、或者等级制度的想象”（楷体为我们俩所加）。

这里，给人的感觉是，父性身份本身就是一部“合法的小说作品”，一则如果没法让人相信，则需要加以想象的故事，正如斯蒂芬·迪达勒斯（Etephen Dedalus）在《尤利西斯》中所说的那样。毕竟，一个男子既无法依靠感觉、也无法依靠理性来证明自己的父亲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孩子是他的只不过是他告诉自己的一则故事而已，用来对婴儿的存在进行解释。显然，在这一讲述故事的行为中暗含的焦虑不仅迫切地需要对男性的优越地位加以重新确认，因为这是父权制下的厌女症（patriarchal misogyny）所隐含的想法，而且还迫切地需要获得萨义德所描述的谱系学的想象中所显示的作者这一单词的多种补偿性的虚构意义。因此，除了霍普金斯和萨义德之外，通过对许许多多文学理论家的著作加以分析，追踪那详尽表达了斯蒂芬·迪达勒斯所谓父性身份的“神秘家园”的、或明或暗的陈述的历史，便成为可能的事情。如果把诗歌定义为自然的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开始于亚里士多德，后来又分别为锡德尼、莎士比亚和约翰生所继承的摹仿的美学观念告诉人们，诗人就像是一位稍逊于造物主的神一般，创造出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宇宙的镜像，通过这一镜像，他实际上似乎想要捕捉住现实的影子。与此相似的是，柯勒律治（Coleridge）对于人类的“想象力或者融合的力量”的浪漫主义观念，指的也是一种体现出男性特征的创造力量，它呼应的是“无限的我是（infinite IAM）永恒的创造行为”，而罗斯金（Ruskin）那个听上去颇使人想起男性生殖器的“穿刺性的想象力”代表的是一种“占有的职能”，以及一种“穿刺性的思想之舌”，它捕捉和删削，到达经验的底部，以便“高高扬起，发动一次次的冲击”。在所有这些美学观念中，诗人就像是造物的天父一样，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虚构性世界的富有父权的统治者。雪莱把这样一位诗人称为一位“立法者”。济慈在言及作家的时候，特别指出“古人是庞大的各省疆域的皇帝”，而“所有的现代人”则仅仅只是“汉诺威王朝的一名合法的候选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