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下面还要看到的那样，有关父性身份／创造力的比喻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含义，即（这一点无论是在魏宁格的说法里，还是在骚塞的信中，都有所体现）女性存在的目的都仅仅是为了被男性所利用，无论是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性对象。安妮·芬奇还有一首诗，探讨了潜藏于许多文学理论之下的种种观念。她在引用了三首男性诗人创作的诗歌之后，这样写道：

你们三位是多么幸福啊！身为男性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生下来就可以用笔戳戳画画

获得自由、使唤别人的种种快乐

而我们女人却只能站在一旁，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为增加你们的数量而存活

用我们的魅力使你们感到快活

这种差别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啊

自从夏娃的堕落（由于我们经受不住诱惑）以来

我们犯下多大的过失，就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既然夏娃的女儿们堕落的程度远比亚当的儿子们要更为深重，这段引文表明，所有的女性都是“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存在的，是虚空——她们的存在，仅仅是通过取悦于男性的身体或者头脑，他们的阴茎或者笔杆来增加男性的“数量”（或者是诗歌的数量，或者是人的数量）。

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一位文学女性既没有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曾经说过的那种“男性的活力”，而又暗暗地不愿利用自己的“女性气质”来进行那种卑躬屈膝的取悦，那么，她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因为她真的就是一个“宦官”（eunuch）了，这里我们借用了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用来称呼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下的所有女性的那个具有冲击力的词汇。因此，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最近声言，简·奥斯汀的小说作品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她的写作“缺乏一种男性才有的、强有力的穿透力”；威廉·加斯（William Gass）则哀叹说，文学女性“缺乏那种生殖器才有的、血脉奔涌的驱动力量，这就是她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拥有伟大的风格的原因所在”。他们这些言论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被19世纪的一位编辑兼批评家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Rufus Griswold）说出来了。在介绍一部标题为《美国女性诗人》（The Female Poets of America）的选集时，格里斯沃尔德提出了一个有关文学中的性别职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以下文所引的有关文学父性特征的比喻所暗含的严酷意义为基础的，他还对这些意义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要证明女性身上所拥有的文学才能的真实性，要比证明男性身上所拥有的文学才能的真实性困难得多。女性的道德本性如果能发展到最优雅、最丰富的程度，那么，她们可以分享到男性拥有的部分天分；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是如此，对于男性来说，这些天分是最高的精神启示所赋予的品质。因此，我们或许陷入了一种危险，即误以为发现了创造性智能那丰沛的能量所在，其实那只不过是个人“不受拘束的情感”的过度流溢与体现罢了……最为敏锐的精神，以及映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的才能，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获得：即从常识上看，绝不能只会生儿育女［楷体为作者所加］。

由于格里斯沃尔德事实上编纂了一部女性诗人创作的选集，一般来说，他并不相信所有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创造文学作品的才情。然而，他有关性别问题的界定却告诉我们，如果女性身上真的出现了这种创造文学作品的才情，那么它可能就是违背常理的、怪异的，因为它本来是属于“男性的”特征，从本质上说就是“非女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