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以父亲的“神秘家园”为基础，建构起他们文学理论的人来说，这些或公开或含蓄的有关“女性气质”的界定或许是真实的：假如一位女性缺乏创造性的文学生产力的话，那么，一个缺乏或滥用这种生产力的男子就变得像是一个宦官了——或者，就像是一个女人了。根据罗兰·巴特的说法，当身陷囹圄的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无法“使用任何的铅笔、墨水、钢笔和纸张”的时候，他便象征性地遭到了阉割，因为“那以书写为形式的精液”不再能够流溢了，“由于没法做事，没有笔，萨德［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人，［变成了］一个宦官。”与他相似，当霍普金斯打算对R. W. 狄克森解释男性控制权一旦失去之后在美学上导致的结果时，他的立论同样是建立在将女性与宦官进行类比的前提之上的。他声称“假如生命”没有“被奉献给工作……并以工作的形式来呈现的话……那么，剩下来的东西无非是那些母鸡所下的蛋而已，它们很好吃，看起来也很漂亮，可是，却无法孵出蛋来”。（楷体为我们俩所加）稍后一段时间，霍普金斯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江郎才尽，打算对这一情形进行一些分析，于是把自己形容为（在那首标题为《催生思想的极度的快感》的十四行诗中）既是一个宦官，也是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被男性的权力所唾弃的女人：“内在空虚的寡妇”，她在一个日渐缩小的“冬天的世界”里苟延残喘，这个世界完全失去了男性力量的“滚动、雄起、歌唱与创造”，它“强壮／威猛”，“就像吹管中喷出的火焰一般猛冲猛撞”，体现出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的特征。这里，我们要再次援引安妮·芬奇对男性文学霸权进行抗议的几行诗句，它们似乎同样印证了霍普金斯为女性艺术家勾勒的苍白无力、缺乏创造力的形象。芬奇在自己的《诗集》（Poems）的“前言”部分的结尾处强调说，女性的命运“总是枯燥乏味的，她们总是受别人控制、被别人设计”，她自己拒不接受这样的控制，但是，她又满怀讥讽地责备自己的生活确实十分烦闷无聊：

那么，我的缪斯女神，千万要小心、不要抛头露面；

不要因爱慕虚荣而遭人轻蔑；

要权衡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收拢起自己的翅膀，

唱歌给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听，唱出自己的悲伤；

你并不想在学术领域博取功名；

你待在黑暗的阴影里，你在那儿感到心满意足。

由于处在一个黑暗而像冬天一般冰冷的世界里，被剥夺了创造的力量，在此，安妮·芬奇似乎除了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之外，只能把自己说成是“内在空虚的寡妇”了。

三

芬奇对于男性控制与设计的令人失望的接受（也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呢），概括性地表明了抑制性的力量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力量不仅来源于文化的限制，也来自体现了文化意义的一个个具体的文学文本。因为无论是从文学作品中，还是从现实生活里，文学女性都懂得了她们的命运“总是枯燥乏味的，她们总是受别人控制、被别人设计”。正如莱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所言，写作的“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描述身份的，它实际上还会生产道德意义，甚或生产生理身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对文学的热爱而引发的某种身份的变化，或至少是某种身份上的灵活性的出现”。一个半世纪之前，简·奥斯汀在《劝导》中，让与安妮·埃利奥特谈话的哈维尔上尉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在谈到女性的反复无常（inconstancy）这个问题时，安妮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哈维尔上尉则提出，“所有的历史都是反对你的意见的—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诗歌都是如此……我可以一下子找出条支持我的意见的证据来，在我这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女性没有反复无常的毛病的。”（Ⅱ，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