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行为指南的作者告诫女性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即便是在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也必须保持优美的仪态，”女性们被告知，这种优美的仪态是女性在丈夫面前必须尽到的职责，因为“假如说女性从男子们那里获得舒适和利益的话，那么，她小心翼翼，努力让自己的丈夫满意、争取他的欢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换句话说，取悦于男子的艺术并不仅仅是天使的品格；用更为现实的眼光来看，它们是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应有的行为举止。根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出色的女性道德品质与行为举止的女导师萨拉·埃利斯夫人（Mrs. Sarah Ellis）1844 年的说法，女性在每天起床之后，决不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来使自己获得满足，或者能让别人欣赏呢？”决不能这样，因为她“是最少涉入家庭事务的人”，因此，作为有着正当情感的女性，应该全身心地奉献于别人的快乐。她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必须悄悄地，不能引起别人对她这番努力的注意，因为“所有那些可能吸引她的注意力，使她不再留心别人而更多地留心于自己的思想，都必须当作洪水猛兽一样竭力避免”。与此相似，约翰·罗斯金在1865年也指出，女性的“权力不是用来统治的，不是用于战争的，她的智力也不是为了创造发明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甜蜜地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需要。概而言之，两位作者的意思都是说，由于被珍藏在家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使般的女性应该成为她丈夫逃离鲜血和汗水的神圣的避难所，而那些鲜血和汗水是她丈夫从事“意义重大的行为”时无可避免的，同时，她还要始终处于“静思默想的纯洁状态”，成为神圣的他者的活的纪念品。

然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维多利亚时代天使般的女性在尽心竭力地做到无私，并努力回避日常的物质生活的时候，她不仅会变成一个体现出他者性的纪念物，事实上还会成为一个死的象征（mementomori），或者，根据亚历山大·韦尔什（Alexander Welsh）的说法，成为一个“死亡天使”（Angel of Death）。他特别讨论了狄更斯笔下的女主人公，还对他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使学”（angelology）的现象进行了概括的分析。韦尔什认为，诸如弗洛伦斯·董贝（Florence Dombey）这样的精神化的女主人公“努力使垂死的人进入一种未来的状态之中”，他对主人公努力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她不仅坐在病床边悉心服侍，还会充满母性地欢迎那些“来自死亡的另一面的”受难者。但是，如果说天使般的女性通过某些神秘的方式既驻足于现世，而又同时超越于其上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仅在照顾垂死的人，她自己已经死去了。韦尔什对“女主人公的职责的清晰可见的双面性”进行了思考，认为她“自己既然正走向死亡，而又能够将别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命运是令人困惑的”，他还指出，狄更斯事实上是把弗洛伦斯·董贝描绘得如死者一般安详宁静的。因此，永恒女性般的天使作为一种心灵的信使、对未知世界的神秘性进行阐释和奉献于男子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位传递死亡的神秘他者性的信使。

正如安·道格拉斯最近告诉我们的那样，19 世纪对于上述死亡天使的崇拜，比如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笔下的小伊娃，或者狄更斯笔下的小耐尔，结果导致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死亡的家庭生活化”（domestication of death），体现为有关垂死的女性和儿童的保守化的象征形象和模式化的理想传记的大量出现。举例来说，就像狄更斯笔下虽生犹死的弗洛伦斯·董贝一样，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笔下那位垂死的贝丝·玛奇（Beth March）也是一位家庭中的圣人，她最终放弃自我、由那里走向天堂的死亡之床最终成为体现天使般的女性的神秘性的圣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