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这就是非洲的缩影。我懂这个，因为我在的黎波里出生长大，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指挥了以色列在非洲的援助计划。当时我是一个狂热的非洲爱好者。在以色列时，有人使我们相信非洲的未来不可限量。这块大陆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如此美好的前景！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独立运动看做非常积极的信号，他们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和伪造的民族认同，就像我们犹太人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但是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后，像很多人一样，我深切地感到失望。腐败、贪婪和自私折磨着非洲。表面上，埃塞俄比亚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过我后来知道这表象是靠不住的）——反政府武装、贫穷、饥荒、独裁和疾病。

我们的车子径直驶向大使官邸所在地——希尔顿酒店。我的套房门口已经驻扎了24小时警戒的埃塞俄比亚士兵。政府不希望利比亚人再把另一位约夫给吓跑。

“把这些泥娃娃都给撤了。”我的安保队长大卫说。泥娃娃是指那些什么事都不干的玩偶。

大卫年近而立之年，头顶已经秃了，身材像门板一样宽，走起路来却悄无声息。他背后有一把黑色的贝瑞塔手枪，就挂在腰带上方。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备有足够的武器——安全密室和大使馆中藏有乌兹冲锋枪。就职之前，我曾学习使用小型武器，实际上那是一次复习，因为我以前在军队中参加过战斗，并曾在预备队服役。

“不用，不用，”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不想伤感情。”

“感情！他们的感情和你的安全有什么关系？”

这迅速发展成一场典型的以色列争论。大卫的希伯来语越来越激昂，埃塞俄比亚警卫都瞪大了眼睛。如果他们敢用这种语气指责一位长官，那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拉起大卫的胳膊，把他拽到一边。“只要他们在这儿，恐怖分子就会有所顾忌。不要再和我争辩这件事了。”

他很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没过多久我又惹他不快了。约夫之前住的那间套房在七楼，但是我不想每次出入酒店的时候都乘坐电梯。大卫简直怒不可遏，他争辩说这样恐怖分子想接近我就太容易了。我没有理会他的抗议。

我看得出大卫在克制。他在重要位置加派了两名自己的安全人员，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特工。大卫想让我在套间里放一把手枪，但是我拒绝了。如果手边放着一把枪，那就意味着我有可能用到它。保护我的安全是大卫的职责，而我予以他充分的信任。所有的安全人员都喜欢指手画脚、唠唠叨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签署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如果我被炸身亡或者遭遇枪杀，他们都不用负任何责任。接着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了。

位于较低楼层的套房非常舒适——包括两个卧室、两个浴室以及客厅和厨房。在一片混乱之中，希尔顿酒店依然是希尔顿酒店。我的阳台俯瞰着一堵包围酒店的高墙，这堵十英尺的高墙将酒店和这座城市的混乱隔绝开来。连绵不断的山脉中，绿色的植被沿着山坡铺展开来，融入非洲的落日。

夜幕降临，我走向房间外的草坪，草坪的尽头，一排花朵盛开的树木投下阴影，大卫陪在我的身边。高墙外的城市正在喃喃细语。空荡荡的球场在闪耀的灯光下恍如白昼。温水游泳池中空无一人，平静的水面上飘荡着氯的气味。大多数外国人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酒店的侍者无所事事地站着。我向一位侍者要了一瓶苏打水，她拿过来的时候，一辆电动踏板车发生了回火，她吓了一跳，瓶子落在了草地上。随后她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用纤纤玉指拾起了水瓶。

我看到她如何被最轻微的声音吓了一跳。今晚谁会被军队围捕、折磨和枪杀？谁将由于违反宵禁而被捕？穿着军装的警卫抱着步枪站在酒店门口，他们的眼神越过我们，投向黑暗的山丘，败局正从那儿一天天地逼近。杀人小队、战争、饥荒——无休止的杀戮。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正在运转，遗忘了这些痛苦和恐惧，但是我却能嗅到这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