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的10月11日，我在耶路撒冷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正和妻子希尔达忙着卸行李，沉浸在从芬兰归来的喜悦中。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三年后，又在芬兰任职三年，回到以色列令我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从旅行中抽身，获得急需的休息了。

打电话的是外交部司长鲁文·默拉夫，他让我立刻去外交部参加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短会。

“我还穿着短裤呢！”我怒气冲冲地告诉他，“我们刚刚到家。”

“好吧。”他的声音听起来精疲力竭，“我让乌里·卢布拉尼去找你。”

这下我明白他是认真的了。除非是为了高层事务，否则外交部是不会把卢布拉尼从国防部借调来的。

“埃塞俄比亚，”希尔达在听我转述了电话内容后说道，“你对埃塞俄比亚知道些什么啊？让他们换一个人去。”

“好的！好的！我们请他们吃顿午饭，然后就端茶送客。”

中午，门铃准时响起。

“亚瑟，”卢布拉尼用老战友之间的方式向我打招呼，一束不服帖的黑发从他的前额垂下，“这是海姆·笛翁。”

四十多岁的笛翁长着一张娃娃脸，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类型——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脾气温和，而且非常能干。我是在外交部认识他的，他曾担任驻科伦坡大使馆的公使，准确来说并不是公使，因为斯里兰卡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被称为以色列“代表”。

希尔达端出鹰嘴豆泥、番茄、橄榄和皮塔饼。“好了，乌里，”我说，“埃塞俄比亚出什么事了？”

以色列人喜欢用玩笑般挑衅的口吻，但是乌里非常严肃。“亚瑟，出大事了。”

整个20世纪80年代，卢布拉尼一直负责处理与黎巴嫩有关的事务——这意味着他对任何事都应该处变不惊。我感受到来自他目光的压力，在黎巴嫩所有这些年来的重压和无所回馈。

“我听着呢。”

“你记得摩西行动吗？”

“有点印象。”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以色列秘密情报局摩萨德在1982至1984年发起了摩西行动。数千名法拉沙人长途跋涉四百英里，从埃塞俄比亚一路走到苏丹。这场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们在苏丹的穆斯林朋友不想被人看见自己在帮犹太人。”

“我记得。那些人后来去了联合国红十字会的难民营，宣称自己是犹太人。”

“试图逃亡的约有一万四千名法拉沙人，”卢布拉尼说，“其中约八千名法拉沙人成功逃脱，其他人有的死在跋涉途中，有的返回了埃塞俄比亚，还有的被门格斯图的军队逮捕了。接着，由于媒体在1984年6月报道了这场行动，行动被迫终止。成千上万法拉沙人被困在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断绝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并且中止了所有犹太黑人的移民。”

笛翁不再微笑，他接过话头：“这个僵局本来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向门格斯图提供武器的苏联解体了。阿拉伯国家与他反目为敌，开始援助叛军，他在内战中失败了。猜猜怎么了？一年前的6月，他决定来特拉维夫。”

“我完全猜不到。”我说。

“没有人能猜到！”卢布拉尼咬碎了嘴里的橄榄。

“门格斯图希望以释放法拉沙人为条件获得武器援助，”笛翁说道，“沙米尔1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他在极力争取时间。门格斯图和我们恢复了外交关系，约夫去了亚的斯亚贝巴。门格斯图还同意让几百名法拉沙人与已经成功逃到以色列的家人团聚。随后发生了洗手间炸弹袭击事件，约夫离开了，门格斯图正等着另一位大使。”卢布拉尼突然插话：“听着，亚瑟，找到一位合适的大使并不容易。门格斯图想要一个高层人物，一个拥有影响力的、经验丰富的政府高官。”

希尔达发出了嘲弄的笑声，但是我对这一类的恭维可没有什么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