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中国不亡,有我(2)

当教育界群星闪耀时 作者:赵婕 刘杨


美满婚姻对男人事业的帮助

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一生事业坎坷,总算大成,但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令崇仰他的人心有不忍,无法避免感染他的命运悲剧感。张伯苓同时代的实业救国君子卢作孚,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时代的变故且不管,他最后的自杀却是因为身边人的伤害和救助的不及时。幸运的是晏阳初,有志同道合的伴侣,事业因为伟大,其道口尤其复杂坎坷,但家庭与个人生活的温存与幸福,就仿佛阳光,让一切坎坷也镀了金,对于张伯苓也是如此。

张伯苓从军官到教书的角色转变,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夫人却一直支持他。张伯苓与夫人王淑贞奉父母之命完婚,这个旧式婚姻最终缔结出一段美满的姻缘。王淑贞贤惠大方,婚后凭一人之力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让张伯苓得以在外面专心办教育。张伯苓办学遇到难处时,王淑贞总是给他加油打气。张伯苓曾说:“我的一生事业,得助于夫人处很多。 每逢我遇到困难时,夫人则劝我不要气馁;受到挫折时,夫人必鼓励我:有一番挫折,学校就会向前发展一步。”

严馆与王馆

张伯苓从事教育的第一站是严氏家塾。严氏家塾的创办者严修,字范孙,出身商人家庭,曾考中进士,甲午战争后主张教育救国。1897年,严修上书皇帝,请求朝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次年光绪下诏书开设经济特科,严修凭借此举闻名中国。严修主张办新教育,并慧眼看中张伯苓,聘请其到自己开设的书馆教书。张伯苓教严家子侄五人英文、数学等课程,并开设体育课,将两张椅子左右分开,上面放置一根竹竿,作跳高的横杆。学生将长辫子盘于头上,撩起长袍练习跳高。1901年,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教书,从此张伯苓往返于严馆与王馆之间。

张伯苓将两家子弟11人集中到严馆宣誓,严修为两家子弟作誓词:“善相助,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耻笑,毋背毁,毋面漫,同力一心,从事学问。以绳检相最,远非癖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坠,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

日本考察

1903年,张伯苓好奇日本之先进,曾到日本作短期考察,受益良多。1904年,张伯苓又与严修共同赴日,考察新式教育,学习先进的办学模式。二人参观了早稻田大学及其他一些高等学校,搜集了很多教学资料,日本的民风与社会秩序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稻田有学生八千余名,张伯苓想到了自己六年家塾不过教十几人,救国理想似乎遥遥无期。在回国的船上,严修问张伯苓:“怎样才能在天津办一所民立中学?”张伯苓回答:“此事不难,所虑者缺地少钱,如有此二者,我愿尽绵薄之力。”

创办南开学堂

回国后,严、王两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严修在住宅中划出一院作为校舍。书桌及各种教学仪器准备妥当后,聘请教师,并招生73名。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学生按程度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另设一师范班。1904年10月17日,学堂正式开学,这便是南开在中国教育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形象。

学校后来又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张伯苓也很快表现出教育家的本领,求学者越来越多,两年后严家便无法容纳更多的求学子弟了。1906年,郑菊如捐地十余亩,严修等人集资修建新校舍,因校舍建在天津西南一片洼地上,学校搬迁后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4年,“南开中学堂”更名为“南开学校”,张伯苓也由监督变成了校长。

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

张伯苓在治校上提倡三育并进而可偏废,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完全人格。鉴于晚清社会弥漫着颓废的风气,各种不良习惯随处可见,张伯苓将饮酒、吸烟、赌博、冶游、早婚等列入学校禁令,犯者退学,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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