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齐邦媛·《巨流河》

去美国学习教育理论

随着南开中学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张伯苓萌生了开办大学的想法。当时天津仅有北洋大学一所高等学校，张伯苓意识到开设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对于国家发展有更重要的意义。南开中学曾经在1916年成立了高等师范专门班，并且打算由专门班过渡到大学。然而由于资金的问题，专门班没有继续下去。除了资金，张伯苓意识到南开还缺少办大学的教育理念。1917年，张伯苓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从南开中学校长变成了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一名学生。1918年，严修与范源濂也来到美国考察教育，与张伯苓一起参观了多所大学，为筹办南开大学积累经验。

创办南开大学

1918年底，张伯苓一行三人回到中国，南开大学指日可待。当时北平大学欠薪十分严重，很多国立大学都难以为继，面临停办，有人不信张伯苓能够办一所私人大学。张伯苓奔走一年，筹款8万银元，作为办学基金。1919年，大学教学楼建成，南开大学也于九月开学。当时正在日本的周恩来回到南开，成为南开大学的首届学生，后因学生运动离开。

张伯苓办南开中学时，有严、王两家及天津本地乡绅支持，办学资金尚可够用。南开大学成立后，资金立刻捉襟见肘，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张伯苓在筹办南开女子中学资金不足时，甚至从自己母亲的丧葬费中节省下一千多元作为女中的筹办经费。

诉苦与乐观

南开大学的账目表向来放在学校图书馆，以供大家查看监督。张伯苓也毫不避讳公开谈论办学资金的问题。有一次学校开大会，张伯苓向全校师生说明了学校经费不足的情况：“今春董事部通过预算，本校三部都有亏空。男中部计亏空三万余元，大学部净亏四万……上星期曾往北京，但收效甚微，拟再往设法筹集。”张伯苓“诉苦”之后，再以乐观主义激励大家：“幸亏这几年常常遇到这类问题，故亦不觉其难。且以乐观而论，愈难愈佳，可以促使人们奋发学习，绝不令同学失学，汝等可平心静气，专心学业。”用学校的困境激励大家努力上进，无怪南开人给张伯苓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的称号。

张伯苓向来提倡欠债办学，他曾对朋友说：“一个教育机构应当总是欠账。一个学校的主持人，若到年终，在银行的存折上还有余款，那他必定是一个吝啬鬼。”一间私立学校的资金来源无非是社会捐款、学费、政府补贴几个渠道，南开虽然学费不低，但远远不够办学支出，办学资金只有靠张伯苓在社会上到处去“找钱”。张伯苓不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说：“有米则人人可以为炊，用不着巧妇。既名巧妇，不能做无米之炊，有何巧之可言，何巧之可贵？”

我给你一个机会

南开大学创办之初，张伯苓曾经向军阀募集资金，当时曾经有人反对他这种做法，张伯苓回应说：“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张伯苓也号召已经毕业的南开校友为学校捐钱办学。与校友打交道，张伯苓的筹款态度颇具哲学意味，他从来不说“请你帮帮忙”，而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到了1934年，南开大学整个学校产业加起来一共价值300万银元，这些几乎都是靠张伯苓一个人募集而来。而张伯苓作为校长，自己的工资还不如普通教师，从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始终是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