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自己的机会也是奉献教育

张伯苓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为办学到处筹款，另一方面，在外出办事时，若不是因南开公事出差，绝不动用学校的一分钱，即是自己没钱支付开销，也都记在自己南开大学的账上，待日后偿还。1930年张伯苓被聘为东北大学董事，出差到沈阳。张伯苓考虑到国难当头，拒绝了东北大学提供的报酬，把出差花费记在了自己的账上。张伯苓到处为教育奔走，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而他南开的账目也积攒了两千多元，以他给自己所定下的微薄工资，几乎无力归还。

1934年，民国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选为代表之一。华北危机爆发后，委员会解散，各委员分得三千元车马费。张伯苓称自己“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拒绝接受。最后伉乃如想到一个办法，以“华北政务委员会”黄委员长个人的名义，将这笔钱捐赠给南开大学，用这笔钱抵消了张伯苓在南开记下的两千多元借款。

张伯苓在自己的生活上有着近乎苛刻的节俭。他经常到北京出差，坐火车每次都是最低等的车厢，每次都住在一个胡同里的旅馆，因为这里不但旅费一天只要一元，还提供每日伙食，又可以省下一笔钱。有一次，张伯苓走路去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警卫员问他车号是多少，张伯苓随口回答“11号”，警卫员到处都找不到，张伯苓笑着说：“我是两条腿的11号。”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作为校长，既要筹到钱，又要找到人。张伯苓一向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并且给予自己所用之人足够的权力。伉乃如、孟琴襄、华武晴、喻传鉴是南开学校有名的“四大金刚”，他们都曾经在南开接受培养，最后又回到南开大学，并终身服务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给教师提供的待遇不高，但仍旧有一批优秀人才前来投奔南开，因为他们相信张伯苓的办学理想与热情。何廉教授从美国耶鲁毕业回到国内，同时接到了南开大学与上海暨南大学邀请，他最终选择了薪水较低的南开大学，一是出于北方教育事业的需要，二是他被张伯苓办学的精神所感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张伯苓在1934年南开成立三十年校庆纪念会上提出了“公、能”二字为南开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后来又变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希望学生在“公、能”之外，还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并且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既能赶上时代，又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为社会谋进步，为公众谋幸福。

预则立，不预则废

张伯苓经常告诫学生，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华北局势日渐危急的时候，张伯苓考虑到一旦华北有变，学校必定难保，于是打算在南方开设南开分校。他派人出去考察，最终分校地址选定了重庆。1936年9月，张伯苓在重庆创办的“南渝中学”招生200人，正式开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天津发动“七?二八事变”，用炮火猛击南开大学，张伯苓曾经的担忧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南开大学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张伯苓当时身在南京，对记者说：“教育救国，苓之夙愿，此身未死，此志不泯。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愈益勤奋。”张伯苓为国抗争到底的精神感染了全中国，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乃为国家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黄炎培也发表文章支持张伯苓，声讨日本摧毁文化的卑劣行径。

巍巍南开精神

南开校舍被毁后，位于北平的北大、清华等学校也都无法开学。最终三校南下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个月内便恢复了正常上课。然而长沙也很快面临日军的威胁，三校不得不转移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