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李珥在《先妣行状》中记载的一样，“偶尔父亲有失误时，母亲一定会用正确的道理来提醒他”。这位历史学家认为，与其说是女必从夫，倒不如说她是偶尔也会呵斥丈夫的女子。如果仔细研究各种情况，我认为比起说呵斥丈夫，不如说她是在给丈夫提建议更为恰当。

而且，他所说的“贤妻良母”的概念，最初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时被引进的，之前朝鲜时代只有烈妇和孝妇这两种概念。朝鲜时代后期的记录里出现了“贤妇”一词，但这时的贤妇，与我们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具有理财能力的妻子”。

另外，朴慧兰说“把申师仁堂定义为贤妻良母，也许是沿袭了以男子为中心的视角”，并主张“把曾是当时著名艺术家的她单纯地定义成‘栗谷的母亲’，是完全错误的行为”。朴氏说“当时并没有规定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调有必要“将历史中的女性以更宽广的视角来重新作解释”。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从男女平等主义的角度研究师任堂的李恩善说“师任堂的一生，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即母亲、女儿、宗妇以及艺术家”，继而评论道：“在从属的、不自由的儒教传统社会中，师任堂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取得的成就中，有我们一出生就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女性需要重新学习的珍贵的教导。”对师任堂被选定为货币人物持肯定态度的，反而是美术界。

一直以来，师任堂都被局限在典型的朝鲜时代的妻子与母亲的形象中。不过，经过时代的变迁，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形象的禁锢，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她积极地、主观地、革命性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并通过艺术实现了自我完善。除了被大众所熟知的草虫图，她还通过山水图、葡萄图、竹图等画作，构建了一个题材多样、富有创意的绘师画世界，她对韩国美术史所作出的贡献，应当得到积极的肯定与认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见解认为：“将自我主导型领导力、行动型领导力、指导型领导力与师任堂的领导力相结合，进行比较与分析，能够得出21世纪的韩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新一代价值观，也为更好地理解未来前进的意义，做了良好的铺垫。”

师任堂具有充分的资格，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教育家、艺术家，以及一个真正的人的楷模。但是在她死后的460年里，她的形象被男子们不断地歪曲。在成为了5万元货币的头像人物后，却被用在了不当的敛财或贿赂中，就这样，她的形象被继续歪曲着。

师任堂在朝鲜时代的女性中最广为人知，但她却从来没有显露出真面目。通过她，我们再次确认了女性总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存在于历史中。师任堂被选定为5万元货币的头像人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如今，我们应该把师任堂从“伟大的母亲”或者“贤妻良母”的神话中解脱出来，以全新的角度再度解读、再度评价师任堂这位杰出的女性，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应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