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读历史，师从名师，后来顺其自然当了大学教师；姐姐则在小学当老师；四哥早年在台湾开了一家旧书店，那一阵子我待在北京，专门帮他从大陆找一些货源去卖。要开黑糖的时候，因为想拉些赞助，我还特意给大哥写过信，告诉他我的计划和想法，无非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当时我好像是用传真把那封信发出去的。不过那封信后来石沉大海，没收到回复。大概大哥觉得我太没定数，只当是个玩笑。多年以后，他来厦门旅游时到我店里来坐，完全都想不起那封信的事情了。

我们家祖辈都居住在台中乡下，直到父亲进城做了公务员，才算是他们那一族里第一位走出乡村的人。那个时代，台湾的宗族观念还很深，它表现在家庭成员的互相扶持上，这也应该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生活图景。对血缘纽带的看重，即便经历过朝代的更迭，也并未消亡，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影响力。父亲走出来后，又带着他的弟弟走出来，这样一个帮一个，一个家族开始在城市里立足。我们家族这种演变发展的进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到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间感情依然很好，虽然碰面时难免嬉笑怒骂，甚至相互取笑。我常常不客气地说我姐姐把小学老师的做派带到家庭生活里，制造紧张气氛，还常常劝身边的小姑娘，不要当小学教师。这些当然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常年不在台湾生活，所以两个小孩多亏哥哥照顾。带小孩这件事，我们家好像一直有着帮扶的传统，我父亲就是我大伯父带大的。大伯父不在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帮他带小孩，后来我三哥也给他的堂哥带。去年我儿子已经住到他的大伯父家。小朋友可以与自己的哥哥们玩，他们由比自己大一些的哥哥带着，也让他们在父亲角色的缺失中，有了可以模仿的对象。有趣的是，好像我与大哥的小孩，相比自己的父亲，他们倒更愿意听大伯、叔叔或者堂哥们的教诲。我的儿子会有这样的表现，我回去跟他讲什么，他都只“哦哦哦”地应付着，其实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平时都是跟我哥哥的两个儿子玩，他们讲些什么，我儿子就明显听得进去。我大哥的儿子，也更愿意跑来跟我一道学习做小生意，来厦门多年，他目前也在开小店。大哥偶尔也会跟我谈及对孩子的期望：“我对他无他要求，唯正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