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它在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1]《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吴宓《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吴宓诗集•空轩诗话》，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

[3] 《四年的清华园》，赵杨步伟 ， 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4、5、6] 《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7]《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载《传纪文学》第一卷第五期，1962年10月1日，台北出版。

[8] 《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

[9、13]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载《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0、12]《关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载《丁文江印象》，雷启立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11]原文载于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Vol.3.1926.

[14、17、18、19、21]转引《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王国维遗书》5，《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16] 《致李光谟》，戴家祥 ，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戴是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据载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

[20] 《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杨振宁等著 ，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22]《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