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几人的片断回忆中，完全可以看出傅斯年是何等的傲慢和自负，在他的内心深处，恐怕也不会承认胡适的学问比自己大的——事实上这位胡老师的学问并不比傅斯年大。既然在傅的眼里蔡元培办事不如自己，那么，他对所里的事务也就大包大揽，外人很难插得上一只脚了。当时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其精力主要放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几个研究所上，没有心思、也不乐意干涉傅的行动，因而殷墟发掘主持人的选择问题，完全是出于傅斯年的个人爱好。这一点，傅并不避讳。

从中央研究院存留的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用傅斯年颇为自负的话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机构，而催生者即是傅氏本人。当时作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等几人在学校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傅自任所长。未久，傅斯年就串通蔡元培，把这个所挂到了中央研究院，而作为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于这个研究所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处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为此胡适乃戏称傅“狡兔二窟”。[9] 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曾说到蔡元培的心态：“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而傅向中研究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他明确表示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而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10] 当时和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依赖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龟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但这其中却包含了傅氏本人的性情、喜好与门户之见。后来其他的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后，马衡的遭遇即是学术见解分岐与门户之见的一个注脚。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葛，其渊源要追朔到十几年前，或者更远的北大历史脉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