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还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被拒于中研究史语所大门之外，似乎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在详细叙述是非恩怨之前，不妨先看一下马氏的简历和学术背景： 

马衡（1881－1955年），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后，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1926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时，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参与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主持院务，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抗战期间，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抗战胜利后，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为确保故宫建筑与文物的安全，曾坚守院长岗位，并与社会名流呼吁当局避免战火，保护北平文化古城。 北平解放后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7]

说张光直之论大体无错，是因为他顾及到了现实的一面；说他有偏差和不够深入之处，是其抛开历史的深层渊源，只就事论事，结论难免浮泛和片面。凡论一事，不能不触及历史的遗传，只有沿着历史根源和脉络寻找下来，现实的事才能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切实的解释，由其像这类牵涉人际关系的事更是如此，有一些个人恩怨纠缠几辈子甚至十几辈子都扯不清——这个说法是大多数人都能同意的。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掌门人是傅斯年，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用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话说，则是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一生所佩服之人也就蔡元培与胡适等少之又少的几位，其他人皆不放在眼里。但在具体事务和人事安排上，他又公开说过蔡和胡远没有自己有能力和有办法，比如办北京大学就是一例。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五十二周年，曾当过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演讲中，对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校长做了公开评点，并放言道：蒋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很多，“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傅斯年走下讲台之后，蒋梦麟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傅闻罢笑着溜之乎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