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北大能与法日派或曰浙江派抗衡的，唯有英美派，这一派以胡适、陈源为中坚，但力量实在有限。“女师大风潮”之时鲁迅等浙江派与陈源、徐志摩等英美派之笔墨官司，就是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而引发的。后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北大国文系与现代评论派的对抗，即指这两股势力的争斗。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校务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据说马衡的人缘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衡之兄马幼渔（裕藻）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13] 五四运动时期，这两派曾有过短暂的合流，当运动的高潮一过，各种矛盾开始显现，两派相互交恶的情形，从顾颉刚一则回忆中可见片羽麟光。顾颉刚毕业后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据顾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顾颉刚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还列举了其它几个事例，披露派系的相互倾扎。对此，顾氏在致胡适的信中不无伤感地说：“校中党派意见太深，在极小的地方倾扎得无微不至，和旧家庭的妯娌姑媳一般，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至可悲观。”[14]  对于顾颉刚列举的事例与说辞，在浙江派人物眼中，又有大的不同，从沈尹默一篇回忆文章中可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影。沈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