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清末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与李鸿章淮军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旧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董作宾语），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之手选拔提携。当年想进史语所的学者大有人在，马衡遭拒之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北大新潮社的参加者、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曾毛遂自荐想到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界如何伟大与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等等，傅面对这位早年北大新潮社的同盟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厥，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王世襄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栽面子。不仅如此，即是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研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氏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之“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辞，全部当作臭狗屎、不预流和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或震于傅氏的霸气，竟也干瞪眼看着事情泡汤而毫无办法。 [20]

所谓道不同，不足以为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者，便设法拢络到麾下，并加以“培植”扶持。如年轻一辈的陈盘、周法高、全汉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莫、何兹全、王叔岷等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他们已不再是西洋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和老大，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局面。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遗，外人或外力就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了。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台湾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13个研究所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台湾（另有半个数学所），其理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