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此特别一提的是，尽管由于历史渊源与学术见解的分岐，最终使马衡未能跨进中研院史语所大门，但不能籍此说明马衡的人品与学问就较傅斯年与其徒子徒孙辈低下。所谓术有专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人的才气、志向与专业知识不同罢了。诚如台湾学者陈以爱所言：“虽然，马衡由于缺少现代考古学的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局限，但它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了中国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21]斯言是也。

[1] 《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 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2]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参见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3]《安阳》，李济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夏鼐著，王世民 林秀贞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5、6]《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 ，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7]《马衡——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院长》，顾功仁， 载《紫禁城》2005年2期。

[8]《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9]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 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10]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蔡孑民先生与我》，王云五，载《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2]《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载《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13] 《苦茶——周作人回想录》，周作人著，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4]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5]沈尹默《我和北大》，载《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政协全国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6]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17]《无中生有的志业》，杜正胜，载《新学术之路》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印行。

[18]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来函，载《陈垣来住书信集》96页。

[19]《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另，石兴邦读书时，凌纯声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处为笔误。

[20]《蔡元培与史语所》，潘光哲， 载《新学术之路》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印行。

[21]转引《五马行空》，闫志， 载《紫禁城》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