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并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胡适力主出兵讨伐叛逆张贼学良，并写出《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以作国民党中央讨伐声势的呼应。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特别是自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目睹此情，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小鬼并不是打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思想随之转弯。庐山谈话会上，胡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1]在众人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介石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政府的安排属于“战时征调”，自己应无条件为国家贡献力气为由答应赴美。同年9月，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主和派代表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干将们说，自己已不再祈望和平，并劝对方不要太悲观、太性急，国家总有向好的方面转折的机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又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其实，这个时候外人尚没有真正了解胡适此前在高喊“主和”的同时，已经意识到中日之间“和平终不可得”的险恶局势，只是口号已经喊出，不好立即回转，嘴上仍喊着“主和”的腔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