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胡适秘藏书信”或内部档案材料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并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地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当年所预言的“中日必有一战”之谓也。此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之学于大成的新派儒林盟主胡适乎？在胡适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和”字（南按：胡适自况这个“和”字不是盲目地主和，而是要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还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从不久前台北中央研究院披露的一批档案、书信可以看到，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2]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之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他不便公开表白自已的观点而已。但这一伟大辉煌的战略构想，无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